最近，我在新开业的平顶山新城书店购买了一套我们河南老乡——南阳唐河人宗璞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这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宗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共分四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

  故事以20世纪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写北平明仑大学被迫南迁云南办学的艰苦历程，故事中塑造了一系列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也较为难得的记录了被人们遗忘已久的抗战时期修建滇缅公路的事迹。全书多为短句，读起来"上口"而无滞碍之感，语言纯朴雅致，清丽典雅，细腻和谐，有诗的美意和散文的含蓄，是宗璞创作中的精品之作。

  2008年，小说的第二卷《东藏记》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继《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后，89岁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宗璞酝酿多年的《北归记》终于出炉，为“野葫芦引”系列四卷长篇划上了句号。这部新小说首发于2017年第12期《人民文学》杂志头题，距第一部《南渡记》过去了整整30年，半个甲子里，书中人物的命运也经历了一个循环——前辈澹台玮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年轻人孟灵己成长为意气风发的接棒者。

  漫长的时间流转中，宗璞始终未停止对《北归记》的酝酿与思索，“长篇是件累人的事，放不下，就老压在身上，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年近九旬的宗璞受眼疾所困，只能口述后请人笔录，但她不惧暑往冬来，反复念，反复改，一段段一章章“磨出来”了。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感慨，《北归记》是杰出的青春文本，区别于“野葫芦引”前三部长篇，《北归记》中的年轻一代蜕变成时代主角，在活力丰沛的生命韵律中，小说挥洒着青春叙事的魅力。

  “嘉陵江浩荡奔流。夏天的江水改去了春天的清澈，浊浪卷起一层层白色的浪花。奔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和金沙江相会，合成了万里长江，载着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穿山越岭，昼夜不息，奔向大海。”———《北归记》开篇大开大阖，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故事情节铺陈纸上，明伦大学教授孟樾为人正直慷慨，吕清非学识渊博心系家国，大学生澹台玮参军后壮烈牺牲，孟灵己、庄无因、玹子等新一代年轻人迅速成长……这些人物共同书写了民族浩歌般的抗争史和精神史，饱含着家国情怀。

  所谓“野葫芦”，是源自真实生活的动人叙说。“七七事变”后，一大批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来到西南边陲，在物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精神富有，理想不灭。当时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八年时光。流离之苦、父辈气节，给少年宗璞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创作素材。

  “我一直放不下，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脑海里翻腾，挥之不去，不写完睡不着觉。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宗璞还写过一首散曲吐露心境：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王蒙说过，“野葫芦引”系列“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北归记》 是对青春的讴歌和对未来的热切期待。

  站在历史关口的年轻人，各自寻求着报效国家和实现自我的出路。但宗璞并不刻意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化，更看重生活细节的挖掘。

  比如写到舞会上的心动和默契时，“十几对舞者在场地上旋转成一朵大花，一层层花瓣叠合又分开，仿佛每个人都在创作一种属于自己的舞步”。评论家孟繁华说，《北归记》 中对日常生活的盎然兴致，表达的恰恰是作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热爱。玹子与卫葑、嵋与无因、之薇与颖书、峨与家毂等，无论热烈或温婉，爱情既是他们的相互选择，也是对未来和进步的选择。

  沿袭了前三卷的写作风格，《北归记》 依然从平实中透出典雅气。作家刘汀评价，这种写法同中国古典小说有着细密的渊源，其内里承接的是 《红楼梦》 和新文学的传统;又像中国水墨画，很少工笔细描，但在朴素文雅的渲染中，人的形象和魂魄栩栩如生、立于眼前。“它是日常的，也是书面的，合起来形成了文雅而通畅的语感。”小说的写作借用了许多散文的笔法，从而让“整个故事舒缓却不松散，暗含力量而表面平和。”

  宗璞的作品，一向追求“诚”和“雅”。“诚”要正视生活的很多问题，“雅”便是文章的艺术性，这只能靠不厌其烦地改。作家张抗抗就曾满怀敬佩地说，宗璞先生是一本羊皮纸做的韧性大书，怎样翻阅，都不会被磨损;而她语言风格中重要的美学特质之一，正是历经岁月后的韧性之美。

  孙犁曾称宗璞的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这决非过誉之词。宗璞既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家学渊源，又从事外语工作多年，接触到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故而在创作中，她秉承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色，又兼及外国文学的优长:中国传统语言的含蓄凝炼、特有的节奏与音韵美、鲜明的形象性;外国文学中表现微妙复杂的人物心理状态的新鲜活泼的文字，两者在宗璞笔下互相渗透、彼此融合、化而为一，这就形成了宗璞非常个人化且颇具特色的言语风格。而到了《野葫芦引》，宗璞更是把这种风格推进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野葫芦引》的叙述方式匀称、节制、含蓄、典雅。在全书之前有六首序曲。名为"风雷引"、"泪洒方壶"、"春城会"、"招魂云匾"、"归梦残"、"望太平"，当是四卷本的总纲。前两部作品《南渡记》与《东藏记》，每章的字数大体相当，一般分为三或四节，而在奇数章节末尾，一会出现一篇独语，如:野葫芦的心、没有寄出的信，棺中人语等，以旁白形式来凝炼、升华本章内容。在每部作品结尾处加有间曲，名为《南尾》与《东尾》。如此的安排极富节奏感与韵律感，在结构上很是规整。阅读这部以战争为背景的系列长篇，却感受不到刀光剑影，只有战争给人造成的精神伤痕。无怪乎张抗抗称"宗璞的语言是柔性的，被一种母性的仁慈与博大的情怀包容······ ，女性的柔情化解了恐惧与忧烦，消融着耻辱与绝望，使得西南偏远的穷乡僻壤，都笼罩着温馨的家园气氛:炮弹下的鲜血和死亡，也被覆盖着凄迷的美感。"这种优美典雅的叙述语言，首先源自文言语词和文言句法、文法的使用。宗璞本人幼承家学，传统文化根基深厚。那些序曲、间曲及文中不少自制诗赋既合于整部作品的风格基调,有助于情节的介绍和人物的塑造，又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情。

  作品中涉及很多知识分子:孟樾、庄卣辰、肖子蔚等，名字本身无一不透着主人书香门第的出身和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氛围。其次，虽为长篇，但用笔凝炼、生动、含蓄、雅致。多用短句式，读来琅琅上口而无滞涩之感，这一点直接受益于她古典文学的素养。说到文字的运用，短应该比长更难做到，因为短则意味着"每一句的组织，无文法的疏略，每一段的组织，无浪费或蔓枝，可以说字字锤炼，句句经营。"短句式的优长还在于语调的顺畅、句子的活泼、语序的多变，对于把握人物丰富复杂、细腻微妙的心理变化能够收取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正在联大任教。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的落差。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不仅有“赞”，也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将他们理想化。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在此意义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读《东藏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在那战后纷飞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如同“铁磨铁”一般，真假倒是比较容易判断。而在相对和平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却面临着更大的考验。真正的知识分子，如班达所说，必须具备对超验真理的信仰，他们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惟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地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趋向于永恒和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