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汝州市文联工作的14年里，我编辑出版了38期《风穴文艺》和《沧桑》杂志，组织了100多次不同类型的文学创作笔会，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我还几次冒着风雪，在节假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步行到乡下看望作者，辅导创作。

后来，我也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经常写一些通讯报道，表扬乡里领导，并积极配合中心工作。这才取得了各级领导的支持，还不断在一些会议上受到表扬。

啊!生活，这是个无底的海啊!我受它的累，也受它的福，它让你爱，让你痛苦，也让你幸福。我饱尝了这种又苦又甜的滋味。为了让母亲支持我的事业，我把我打工挣来的45元钱，以一家杂志社的名义，在汇款单上注明“稿费”字样，从临汝县城汇出，当然收款人写的仍是我自己的名字;而恰在此时，母亲也收到了《山西日报》给我汇来的6元稿费，那是1979年12月11日《山西日报》刊登我的文学评论《喜闻“土豆”泥香味》一文的稿酬。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拿着我卖铝石得的几十块钱，到郑州送稿，想面见编辑，问问为啥不发我的稿?是不是我没送礼?为什么有的写得不如我的稿件都能发?我写得这么好、这么多，一次投寄178篇，难道连l篇都不能发?谁知到了《河南日报》社，人家正下班，一位编辑冷冷地说：“下班了，明天再来吧!”时年正是1978年的初冬，我的钱少，住不起旅社，就在寒风刺骨的街头露宿。

那时候，我正当年少，写作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平时不管走到哪里，随身总带着自己用别人用过的废纸装钉的小本子，把一些好的群众语言记录下来，有时听到一些趣闻轶事或看到一些好的细节，就赶紧写在小本上。我四处求教，但凡谁对我的写作只要有一字指点，便甘心三生三世报恩不忘。

犹如一盆冷水，兜头向我泼了过来。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竟是一纸铅印的退稿条，而一群同学更是拿着那张退稿条起哄哄，讽刺、挖苦、嘲笑，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干脆当着我的面“作家!作家!”叫个不停。一个不是作家的人，被人叫做“作家”，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气得我偷偷跑到抱玉河的柳林里，放声大哭了一场。

2018年我们还组织创作出版了《叶邑古城话千秋》和十几篇反映叶县新建设、新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版了《文艺界》第1期，组织作家到鲁山县深入生活，组织了金庚杯、“孝贤杯”征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