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棵古树过去是全村最高最大的树，高得在十里八村都能看得到，只可惜文革中造反派把树枝全部锯断，用来做新建学校的房梁，只留下一个树桩。那时候，我父亲在院里挖墙根脚时，刨出的一断树根就有大碗口那么粗。

在中国的地图上，还真找不到这个地名，因为它小，因为它偏，更因为他穷。我40年前随父母离开这里，那深踞伏牛山凹的小山村愈来愈陌生，愈来愈遥远了……当年已半百，早生华发的我，在丁亥年金秋时节重新踏上这片曾播种我儿时的欢乐、痛苦与理想的瘠土，听到熟悉的乡音时，止不住的行行热泪才向我提示：那段生活不曾与日俱逝。

我的一生也有三大遗憾。一是我爹1974年去世前没给他照一张像，到现在只有在梦中见他了；二是我母亲2005年去世时，我因忙于工作，临终没和老人说上一句话；三是我岳父2005年9月去世时，我正在北戴河参加笔会，临终没有送老人家一程。

我也申报过两次平顶山市的拔尖人才，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批。第三次申报时，有人说：“你只要拿个茅盾文学奖啥都有了!”一听这话，我干脆弃权，不再报了。现在人也过了半百之年，对这些名利也都看得淡了，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也就无所谓了。

我也曾三次被告上法庭，第一次是与人合作了一部反腐败的长篇纪实文学，文中点到的反面人物对号入座，将我告了；第二次是我与人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磊裕烽火》中的对立面又将我告了，法院通知开庭时才知道，这两次当被告结果都不了了之。

我挨批挨训无数次，但也受过三次表扬。一次是2001年10月在一次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于天命主席拿着新出版的《平顶山作家通讯》说：“以后大家都要向郭进拴学习，这一期《作家通讯》他下了很大功夫，编得比省作协的《作家通讯》质量还高。

在筹备市二次作代会期间，为了副主席候选人的排名，我又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训，这个要按姓氏笔画排，那个要按成就大小排，还有要按职务高低排；我起草的工作报告，把这个的作品点得多了，那个的因不了解情况，点得少了，没点到了，名字排列靠后了，随时都会招来批评、埋怨、指责，真是立着不是坐着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