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增刊是平顶山市文联和编辑部领导再三催促我办的。2002年第1期出版后，有关领导说因没审我的稿子，再加上页码较多，违犯了规定，让我交了承包款后，开的是一张罚款的收据。个别人又四处打电话，说郭进拴这一期刊物出了问题，你们的宣传费都不要给他了。

调到平顶山市文联的14年里，我参与了《新城》到《三月》的改版、编辑工作，任执行主编出版了3期《新城》增刊，上交了25000元的承包款，我还参与编辑出版了《基石礼赞》大型获奖报告文学集和《平顶山手册》等。

我又找到李昆武部长，他说：“我找了几次邓市长没找到，这样吧，你明天上午再来，我给你一个准信。”

当然了，字迹似曾相识，可发信邮戳却是宝丰的、市郊的，就是没有汝州的。看来，有人又躲在暗处，向我下毒手了。我又一次中了暗箭，被整得身心交瘁，那些整惯了人，尝到整人甜头的人，总是窥伺着，找机会下手，想起来真叫人心寒。

事后有朋友捣住鼻子骂我：“说你是‘神经蛋’!你还真就是个‘神经蛋’！人家文联领导为你的事跑前跑后，你不但不请文联领导的客，反而还让文联领导请你吃饭。就没见过像你这么死心眼的货……”细想想，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我这个人就是心眼太实。

一次平顶山市委宣传部通知我去参加全市重点文艺家座谈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裴建中看到了我，对着市委副书记侯玉德的面介绍道：“我认识郭进拴的时候，他还是个农民，穿着又破又旧的衣服到郑州送稿。

1994年3月，我背着一大包发表的作品和获奖证书，第一次到北京，两条腿站得肿成了虚糕馍。我不知道中国作协在哪里？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我给你拉到沙滩的文化部问问吧！”当孙德全老师看了我的一大包袱作品和获奖证书后，说：“小郭，你这7本书就够条件了，其它作品和证书你还拿走，填到表上就可以了，你给10元钱，领张申请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