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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赛事] 郭进拴丨青铜时代的英雄光谱：论柳建伟《英雄时代》的艺术张力

来源：会员中心

作者：赵新节

发表于： 2026-06-12 08:27

郭进拴丨青铜时代的英雄光谱：论柳建伟《英雄时代》的艺术张力

柳建伟的长篇小说《英雄时代》，以其沉雄的笔力剖开了市场经济浪潮初涌时中国社会的肌理。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远非简单的时代记录，而在于其构建了一个充满辩证张力的审美世界——在宏阔的历史图景与个体命运的幽微褶皱之间，在冷峻的现实主义基底下燃烧的理想主义火焰之中，在“英雄”概念的当代异化与艰难回归之路上，小说完成了对时代精神复杂性的深刻勘探与艺术重构。

**一、复调叙事：宏大交响中的个体颤音**

《英雄时代》的艺术架构呈现出显著的复调性。柳建伟以近乎编年史的笔法铺陈了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壮阔画卷：国企改革的阵痛、资本力量的崛起、价值观念的剧烈震荡。这种宏大叙事并非空洞的背景板，而是通过史天雄、陆承伟、陆小艺、杨世光、金月兰等核心人物及其辐射出的复杂关系网络，具象化为无数个体命运的沉浮跌宕。小说巧妙运用**双线并置与多重视角**：一条线是史天雄从体制内高位“自我放逐”，投身“都得利”超市，在商海中坚守信念的“下沉式”奋斗；另一条则是陆承伟利用权力寻租与资本游戏构筑财富帝国的“上升式”掠夺。两条线索如DNA双螺旋般缠绕、碰撞，在对比中撕开时代的矛盾本质。

这种复调性更体现在叙事重心的精妙平衡上。作者并未让宏大的时代命题淹没个体生命的温度。史天雄在菜市场亲自卖菜的窘迫与坚韧，金月兰面对背叛与困境时的柔韧与尊严，杨世光朴素的忠诚与牺牲……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构成了小说坚实的血肉。柳建伟擅长在历史洪流的轰鸣中捕捉那些**微弱的个体颤音**——一个下岗工人的绝望眼神，一次深夜办公室的疲惫独坐，一场理想主义者之间无声的精神共鸣。正是这些“小”与“大”的交织、碰撞与共振，使小说避免了概念化的说教，拥有了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和历史厚重感。

**二、群像塑造：英雄光谱的斑斓与暗影**

《英雄时代》的人物画廊丰富而立体，其核心艺术成就之一在于对“英雄”群像的塑造彻底打破了单一维度的神话。柳建伟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勾勒出一幅**光谱式的英雄图景**，其间闪耀着理想的光辉，也投下欲望的暗影。

* **史天雄：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与“行动者”。** 他是小说精神高度的象征。其“英雄”性不在于战功或神力，而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近乎偏执的信仰坚守。放弃副部长高位投身商海，是对僵化体制的主动疏离；在“都得利”坚持公平诚信、心系底层员工，是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丛林法则的正面抗衡。他的困境在于，其理想主义的光芒在现实功利主义的泥沼中显得孤独甚至“不合时宜”。作者并未将其塑造成完美圣人，其性格中的刚硬、执拗乃至在处理家庭关系时的笨拙，都使其形象更具真实感与悲剧力量。他是试图在物质主义时代重建精神价值的“西西弗斯”。

* **陆承伟：时代暗面滋生的“反英雄”。** 作为史天雄的镜像式存在，陆承伟是理解小说批判深度的关键。他聪明、果决、深谙权力与资本的运作逻辑，是转型期利用规则漏洞攫取巨额财富的“弄潮儿”。他的“成功”路径——官商勾结、内幕交易、巧取豪夺——恰恰是史天雄所深恶痛绝并竭力对抗的。陆承伟的形象揭示了“英雄”概念的**异化**：在价值真空的时代，“成功”本身披上了“英雄”的外衣，手段的正当性被目的的结果所掩盖。他对梅红雨的扭曲占有欲，更暴露了其精神世界的极度匮乏与冷酷本质。他是被时代暗流塑造出的“枭雄”，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性贪婪与权力腐败共谋的产物。

* **金月兰、杨世光：平民英雄的韧性光辉。** 金月兰从下岗女工到“都得利”管理者的蜕变，展现了中国普通劳动者在时代变革中的坚韧与尊严。她对史天雄事业的无私支持、对家庭的责任担当、面对背叛后的自强不息，闪烁着朴素而动人的道德光辉。杨世光则代表了忠诚、实干与奉献的传统美德，他的牺牲是小说中最具情感冲击力的段落之一。他们并非站在舞台中央的巨人，却是支撑社会运转的基石，是**未被完全异化的“英雄”底色**，是史天雄理想得以实践的重要依托。

* **陆震天、苏园、陆小艺：权力结构与家庭伦理的缩影。** 老一辈革命家陆震天的威严与对传统的坚守，苏园的精明算计与对家族利益的维护，陆小艺在情感与家族利益间的摇摆挣扎……这些人物共同编织了一张复杂的权力与伦理之网，既是史天雄、陆承伟行为逻辑的深层背景，也深刻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传统家庭结构、价值观念面临的冲击与嬗变。

柳建伟的人物塑造手法，重在**揭示人物行为背后的时代逻辑与人性深度**。他极少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将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社会关系中，展现其选择的必然性与悲剧性。这种群像塑造方式，使得“英雄时代”的命名本身充满了反讽与叩问：这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让传统英雄定义失效、甚至催生“反英雄”的时代。

**三、现实主义基底下的理想主义烛照**

《英雄时代》的艺术底色是冷峻、厚重的现实主义。柳建伟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析了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病灶：国企的积弊、官场的腐败、资本的野蛮、道德的滑坡、底层的艰辛。小说中充斥着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情感背叛、生存挣扎等现实图景，弥漫着一种焦虑与困惑的时代氛围。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深度，是小说震撼力的重要来源。

然而，柳建伟的现实主义并非自然主义的照搬，更非绝望的沉沦。在冷硬的现实基底上，始终燃烧着一簇**不灭的理想主义火焰**。这火焰的核心承载者就是史天雄及其追随者（如金月兰、杨世光早期）。史天雄的“都得利”实践，本质上是试图在商业领域建立一种公平、诚信、尊重人的新型伦理关系的乌托邦尝试。尽管最终被强大的现实逻辑（陆承伟代表的资本权力勾结）所击垮（“都得利”被收购），但这种尝试本身及其所彰显的精神价值——对正义的坚守、对诚信的执着、对劳动者尊严的维护——构成了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种理想主义的烛照，还体现在小说的**结构安排与象征运用**上。史天雄最终离开西平，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如投身西部大开发），暗示着理想并未死亡，而是在挫折中寻找新的土壤。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星空”、“远方”、“路”等意象，也象征着超越现实困境的精神追求和希望所在。柳建伟的现实主义，因其内在的理想主义维度而获得了超越性力量。它不是对现实的妥协摹写，而是**在批判中呼唤重建，在解构中寻求建构**，是对民族精神中崇高性一面的深情回望与执着守望。

**结语：在解构中呼唤重构**

《英雄时代》的艺术魅力，正在于它深刻呈现了那个特定年代里“英雄”概念的复杂境遇：崇高被消解（史天雄的孤独与挫败），异化在滋生（陆承伟式的“成功”），但精神的火种并未熄灭（金月兰们的坚韧，史天雄的不屈前行）。柳建伟通过精妙的复调叙事、光谱式的人物群像塑造以及在冷峻现实主义中灌注的理想主义情怀，不仅生动描绘了社会转型期的壮阔波澜与人性幽微，更完成了一次对“英雄”精神的深刻叩问与艰难重构。

这部小说告诉我们，在一个价值多元甚至混乱的时代，真正的英雄主义或许不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宏大叙事，而是像史天雄那样，在看清了生活的残酷真相后，依然选择守护内心的准则，在平凡甚至困顿中坚持对正义、诚信和人的尊严的信仰。这种在解构浪潮中对精神价值的坚守与呼唤，使《英雄时代》超越了其具体的时代背景，成为一曲关于人类如何在物质洪流中安放灵魂的永恒追问。它提醒我们，任何时代都需要精神的坐标，而真正的英雄，正是那些在混沌中努力点亮星火、守护人性光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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