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届赛事] 郭进拴|《送孟东野序》鉴赏：不平则鸣的文学宣言与士人的命运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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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新节
发表于： 2026-10-10 07:46
郭进拴|《送孟东野序》鉴赏：不平则鸣的文学宣言与士人的命运悲歌
一、解题与背景：一篇“借题发挥”的赠序
《送孟东野序》作于贞元十九年（803年），是韩愈为好友孟郊（字东野）赴任溧阳尉而写的赠序。孟郊时年五十余岁，才高命蹇，屡试不第，晚年才得一小官，心中郁愤可想而知。韩愈与孟郊交谊深厚，对其遭遇深表同情，但若直接抒发感慨，未免流于俗套。于是，韩愈借“送别”之机，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著名命题，将个人的不平之鸣升华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既安慰了友人，又阐发了自己的文学观与人生观。
这篇赠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名为“送孟东野”，实则是一篇“文学宣言”。韩愈借孟郊的遭遇，系统阐述了他对文学起源、功能与价值的理解，将“鸣”的概念从个人情感扩展到自然、历史与社会的广阔领域。因此，这篇序文既是赠别之作，也是中唐古文运动的理论纲领之一。
二、文章脉络：从“物鸣”到“人鸣”的宏大叙事
全文可分为三个层次，层层递进，逻辑严密。
第一层：提出“不平则鸣”的总纲。 开篇即言：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韩愈从自然现象入手，以草木、水、金石为喻，说明“鸣”是外力作用的结果。继而由物及人，指出人的言辞、歌声、哭声，皆源于内心之“不平”。这一论证方式，既有经验基础，又有哲学高度，为后文的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层：梳理“善鸣”的历史谱系。 韩愈以“鸣”为线索，纵览古今：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这里，韩愈将“鸣”的主体从个体扩展到天地自然，认为四季更替、万物生息皆是“鸣”的表现。随后，他列举了从皋陶、禹、夔到《诗经》作者，再到庄子、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一系列“善鸣”者，构建了一个“鸣”的文学史谱系。值得注意的是，韩愈特别强调“楚之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将“鸣”与时代兴衰、个人际遇紧密相连，暗示“不平”越是深重，“鸣”声越是激越。
第三层：落脚于孟郊的现实处境。 在梳理完历史谱系后，韩愈笔锋一转，回到当下：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鸣，则其所谓善鸣者也。”
这段文字极为精妙。韩愈先肯定孟郊“以其诗鸣”的成就，将其与陈子昂、李白、杜甫等大家并列，给予极高评价。但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孟郊等人的“鸣”，究竟是“鸣国家之盛”还是“自鸣其不幸”？这个问题看似开放，实则暗含答案——孟郊的处境显然是后者。韩愈没有直接说出“你命途多舛”，而是以疑问句出之，既保全了友人的尊严，又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与不平。
三、核心命题：“不平则鸣”的多重意蕴
“不平则鸣”是全文的灵魂，也是韩愈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大贡献。这一命题至少包含以下三层意蕴：
其一，文学发生的心理学基础。 韩愈认为，文学创作源于内心的“不平”——即情感的失衡与冲突。无论是喜悦还是悲愤，只有当情感积累到“不得已”的程度，才会“发而为言”。这一观点，与《毛诗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脉相承，但韩愈更强调“不平”的负面情感（如忧愁、愤懑）对创作的推动作用。这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相通，但韩愈将其系统化、理论化了。
其二，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韩愈将“鸣”与时代盛衰联系起来，认为乱世、衰世往往产生“善鸣”者。他举例说：“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规律的早期表述。韩愈借此暗示：孟郊的困顿，恰恰是其诗歌成就的催化剂。
其三，士人的尊严与使命。 “不平则鸣”不仅是文学理论，更是士人的生存哲学。韩愈认为，真正的“善鸣”者，不应因处境艰难而沉默，而应“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即借助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鸣”，既是对命运的抗争，也是对时代的回应。孟郊虽“穷饿其身”，却能“以其诗鸣”，这正是士人尊严的体现。
四、修辞策略：在“慰藉”与“批判”之间
作为一篇赠序，《送孟东野序》的修辞策略极为讲究。韩愈既要安慰失意的友人，又要表达对现实的批判，还不能过于直露以免招祸。他采取了以下几种策略：
其一，以“天意”化解“不平”。 韩愈在结尾处写道：
“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
这里将孟郊的遭遇归之于“天”，既是对命运的追问，也是对现实的委婉批判。如果孟郊的困顿是“天意”，那么当权者便无需负责；但韩愈的疑问语气，又暗示“天意”未必公正，从而为批判留下了空间。
其二，以“善鸣”消解“不幸”。 韩愈反复强调孟郊是“善鸣者”，并将其与李白、杜甫并列。这种“拔高”，既是真诚的赞赏，也是一种心理补偿——既然你已在文学上取得如此成就，那么仕途的失意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以文为药”的策略，既安慰了友人，也彰显了文学的价值。
其三，以“历史”映照“现实”。 韩愈列举的历代“善鸣”者，大多命运坎坷：屈原放逐，司马迁受刑，李白漂泊，杜甫潦倒。这种“历史类比”，实际上是在告诉孟郊：你的遭遇并非特例，而是古往今来才士的共同命运。这种“同病相怜”的叙事，既减轻了孟郊的孤独感，也强化了“不平则鸣”的普遍性。
五、文化意蕴：中唐士人的精神困境与文学自觉
《送孟东野序》写于中唐时期，此时大唐帝国已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日益严重。士人阶层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科举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上升通道；另一方面，仕途的拥挤与政治的黑暗又使他们普遍感到压抑。韩愈本人就是这一困境的典型代表——他才高学富，却仕途蹉跎，屡遭贬斥。
在这种背景下，“不平则鸣”不仅是文学理论，更是中唐士人的集体心声。它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便政治失意，即便命运不公，士人仍可通过文学实现自我价值。这种“以文学立命”的自觉，正是中唐古文运动的精神内核。韩愈提倡“文以载道”，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让文学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送孟东野序》也反映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文学的评价标准，正从“载道”转向“鸣不平”。在韩愈之前，文学的主流观念是“诗言志”“文以载道”，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而韩愈的“不平则鸣”，则更关注文学的情感表达与个体价值。这一转变，为宋代苏轼的“有为而作”、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乃至近代鲁迅的“呐喊”奠定了理论基础。
六、艺术特色：气势磅礴与结构精巧的统一
《送孟东野序》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气势磅礴的排比与铺陈。 全文大量使用排比句式，如“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等，形成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这种铺陈，不仅增强了文章的节奏感，更使“不平则鸣”的命题具有了宇宙论的广度。
其二，收放自如的结构控制。 文章从自然现象写到历史人物，再写到孟郊本人，视野由宏阔到具体，最后以疑问句收束，留下无尽的余韵。这种“大开大合”的结构，体现了韩愈对文章节奏的精准把控。
其三，凝练精警的语言风格。 韩愈是语言大师，善于创造警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已成为千古名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则是对文学发生学的精辟概括。这些语言，既凝练又富有哲理，使文章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思想力量。
结语：一篇赠序中的文学史坐标
《送孟东野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篇优美的赠序，更在于它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不平则鸣”四字，既是对文学发生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士人命运的悲悯书写。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往往诞生于痛苦；真正的诗人，往往是命运的“逆行者”。
韩愈为孟郊写下这篇序文时，或许并未想到，它将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文献。但历史证明，这篇“借题发挥”的赠序，不仅安慰了一位失意的诗人，更为后世无数“不平”的文人提供了精神慰藉与理论支撑。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到鲁迅的“呐喊”，我们都能听到韩愈“不平则鸣”的回响。这或许就是经典的力量——它总能穿越时空，与每一个时代的“不平者”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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