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届赛事] 郭进拴|《与陈给事书》鉴赏：卑而不屈的干谒艺术与士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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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新节
发表于： 2026-10-10 07:48
郭进拴|《与陈给事书》鉴赏：卑而不屈的干谒艺术与士人风骨
韩愈的《与陈给事书》作于贞元十九年（803年），是一封典型的唐代干谒书信。彼时韩愈仕途蹇涩，任四门博士，位卑言轻，而陈给事（陈京）身居给事中之职，掌封驳之权，是皇帝身边的近臣。韩愈此信，表面上是为“不见”而陈情，实则暗藏求荐之意。然而，这封书信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并非因其干谒技巧的高超，而在于韩愈在卑屈与自尊之间所展现出的微妙平衡——一种“卑而不屈”的士人风骨。
一、文章脉络：三次会面与两番书信的叙事张力
全文以“不见”为线索，层层推进。韩愈先述“三辱”：
“夏之日，忽持谒，公既相见，遂赐坐，席之温，辞之备，礼之恭，若有所受而不敢当者。退而喜也，以谓公之贤，宜得所养，而某之愚，宜得所归。”
此为一见，陈给事礼遇甚隆，韩愈“退而喜”。继而“秋之时，复持谒”，然“公若不相接”，此为二见，韩愈“退而惧”。最后“冬之月，又持谒”，然“阍者拒之”，此为三见，韩愈“退而悲”。三次会面，由热转冷，由冷转绝，韩愈的心理也从“喜”到“惧”再到“悲”，层层递进，形成强烈的叙事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并未将责任推给陈给事，而是自省“其罪有三”：
“某之来也，非有求于公也，而公之待某也，若有所求焉。……某之来也，非有求于公也，而公之待某也，若有所受焉。……某之来也，非有求于公也，而公之待某也，若有所怒焉。”
这三条“罪状”，表面上是自责，实则是以退为进。韩愈巧妙地将陈给事态度的变化归因于自己“来”的方式不当，而非陈给事的“待”有何不妥。这种自我贬抑，既保全了陈给事的面子，又暗示了自己对礼遇的渴望，可谓用心良苦。
二、修辞策略：以“自贬”为表，以“自持”为里
韩愈在信中反复强调“非有求于公也”，这既是事实陈述，也是姿态宣示。唐代干谒之风盛行，士人往往以诗文投献权贵，以求汲引。韩愈此信虽属干谒，却刻意淡化功利目的，强调“道义之交”：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这句话是全文的“文眼”。韩愈将自己定位为“志于古”“好其道”的儒者，而非汲汲于功名的干谒者。这样一来，他与陈给事的关系便从“求荐者与被求者”的世俗关系，升华为“同道者”的精神关系。即便陈给事最终不予援引，韩愈也保住了自己的道德高地。
然而，韩愈的“自持”并非傲慢。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因此在信中多次使用“恐惧”“惭恚”“惶悚”等词，将自己置于卑微之地。这种“卑”与“持”的辩证统一，正是韩愈的高明之处——他既不让陈给事感到被冒犯，也不让自己沦为摇尾乞怜之徒。
三、心理刻画：从“喜”到“惧”再到“悲”的情感曲线
韩愈对自身心理的刻画极为细腻，几乎可以视为一篇微型“心理小说”。初见时的“喜”，是士人得遇知己的欣悦；再见时的“惧”，是面对冷遇的惶恐；三见时的“悲”，则是被拒之门外的绝望。这种情感曲线，不仅展现了韩愈作为普通人的脆弱，更折射出唐代下层士人在权贵面前的普遍心态。
尤为精彩的是，韩愈在“悲”之后并未沉溺于自怜，而是转向理性的自省：
“虽然，若使某之来也，果有求于公，则公之拒之也，宜矣。今某之来也，非有求于公，而公之拒之也，则某不知其故也。”
这段文字逻辑严密，近乎诡辩。韩愈先假设自己“有求”，则陈给事的拒绝是合理的；再陈述自己“无求”，则陈给事的拒绝便失去了依据。这种“二难推理”式的论证，既是对陈给事的委婉质问，也是对自己尊严的坚决维护。
四、文化意蕴：干谒传统中的“士不遇”主题
《与陈给事书》不仅是韩愈个人的干谒之作，更是中国文学中“士不遇”主题的典型文本。从屈原的“离骚”到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从李白的“干谒诗”到韩愈的“干谒书”，中国士人在求仕与守道之间始终存在深刻的矛盾。韩愈此信的价值在于，他试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既不失进取之心，又不损独立人格。
这种“卑而不屈”的姿态，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明代宗臣的《报刘一丈书》，都可见韩愈的影子。尤其是宗臣的《报刘一丈书》，以讽刺笔法揭露干谒之丑态，与韩愈的含蓄委婉形成鲜明对比，但二者对士人尊严的坚守却是一脉相承的。
五、艺术特色：骈散结合与“气盛言宜”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主张“文以载道”“气盛言宜”。《与陈给事书》虽为书信，却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全文以散体为主，间以骈偶，如“席之温，辞之备，礼之恭”“喜而惧，惧而悲”等，既保持了古文的自然流畅，又增添了节奏感与韵律美。
更重要的是，韩愈的文章始终贯穿着一种“气”——即内在的道德力量与情感张力。这种“气”使得他的文字即便在自贬时也不显卑弱，在求荐时也不失风骨。正如他在《答李翊书》中所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正是这种充沛的“气”，使《与陈给事书》超越了普通的干谒之作，成为一篇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学精品。
结语：一封书信中的士人精神图谱
《与陈给事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篇精美的古文，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唐代士人精神世界的微观图谱。在这封短短数百字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了韩愈的谦卑与自尊、焦虑与坚守、现实关怀与理想追求。他既是一个渴望仕进的凡人，也是一个志于道的儒者；既是一个在权贵面前小心翼翼的下级官员，也是一个在文字中保持尊严的文学家。
这种复杂性，正是中国士人精神的精髓所在。即便在今天，当我们重读这封千年前的书信，依然能感受到韩愈笔下那种“卑而不屈”的力量——它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真正的尊严都不在于地位的显赫，而在于内心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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