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届赛事] 郭进拴丨道在日用：苏东坡《孟轲论》中的思想突围与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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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新节
发表于： 2026-10-11 08:02
郭进拴丨道在日用：苏东坡《孟轲论》中的思想突围与精神谱系
一、历史语境：孟子在宋代的“升格运动”与苏轼的独特立场
《孟轲论》作于苏轼早年（约嘉祐年间），是其应制科考试所上《进策》二十五篇之一。要理解此文的价值，必须将其置于宋代思想史的宏大坐标中审视。
有宋一代，孟子地位经历了戏剧性跃升。唐以前，孟子仅为诸子之一；中唐韩愈首倡“道统论”，将孟子列为尧舜至孔子的嫡传；至北宋，王安石尊孟，将其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孟子》由“子”升“经”。然而，这一“升格运动”并非一帆风顺——李觏、司马光等人对孟子多有非议，认为其“悖孔子之道”。苏轼此文正是在尊孟与疑孟的思想拉锯中，提出了一种超越两端的第三种立场。
苏轼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非如王安石般将孟子神圣化，亦非如司马光般全盘否定，而是以“知言”为切入点，对孟子进行同情式理解与创造性误读。这种态度，与其后来在《论语说》《中庸论》中体现的思想方法一脉相承，展现了苏轼作为思想家而非单纯文人的深度。
二、文本细读：结构脉络与核心论点
《孟轲论》全文虽短，却层层递进，逻辑严密。其结构可析为四重维度：
1. 破题：孟子之“道”不在“言”而在“心”
苏轼开篇即提出惊人论断：
“昔者仲尼之所以取于人者，不过曰‘言必信，行必果’而已。至孟子，则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此处苏轼敏锐捕捉到孟子对孔子伦理的“辩证否定”。孔子重“信”，孟子却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苏轼并未将此视为孟子对孔子的背叛，反而指出这正是孟子“深于道”的表现——因为“道”高于具体德目，当“信”与“义”冲突时，唯有超越表象才能把握本质。
2. 立论：孟子之“辩”源于“不得已”
针对时人批评孟子“好辩”的论调，苏轼提出著名辩护：
“孟子之学，盖出于《诗》《书》。其所以自任者重矣。……故其言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苏轼将孟子的雄辩提升到“卫道”高度——当圣学衰微、异端蜂起时，沉默即是失职。这一辩护不仅为孟子正名，更暗含苏轼自身以文章干预现实的志向。
3. 深入：孟子之“过”在于“气”胜于“心”
苏轼并未止步于辩护，而是进一步指出孟子的内在矛盾：
“孟子尝有言矣：‘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然其所以自任者太重，而所以望于人者太深，故其言有过于刚而失于恕者。”
此段最为精辟。苏轼承认孟子“浩然之气”的崇高性，却指出这种“气”可能导致“刚而失恕”——即道德理想主义过度膨胀，对现实人性缺乏温情。这一批评直指孟子思想的内在紧张：当“气”压过“心”时，道德说教便可能沦为苛刻审判。
4. 结论：圣人之道在“中”与“权”
苏轼最终将孟子纳入更宏大的“道”的谱系：
“故君子之于道也，不以其所已能者自足，而以其所未能者自勉。……孟子之于道，盖得其大者，而失其细者也。”
所谓“得其大者”，指孟子把握了仁义的根本方向；“失其细者”，指其在具体实践层面缺乏“权变”智慧。苏轼并非否定孟子，而是将其置于“圣人之道”的更高维度下审视——真正的道，既需要孟子的“气”，也需要孔子的“时中”。
三、思想内核：苏轼“尊孟”背后的三重突围
1. 对汉唐注疏之学的突围
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将经典固化为教条。苏轼在《孟轲论》中展现的是一种“心解”之法——不拘泥于字面，而直探作者本心。这种诠释学态度，实为宋学“疑经”精神的先声。他读孟子，不是膜拜文本，而是与孟子对话，在对话中激活经典的生命力。
2. 对王安石新学的隐性批评
苏轼写作此文时，王安石尚未变法，但尊孟思潮已与改革主张合流。王安石以孟子“井田”“王制”为蓝本设计变法蓝图，将孟子工具化为政治意识形态。苏轼的《孟轲论》虽未点名，却通过强调孟子“不得已”的语境性、批评其“刚而失恕”的偏颇，间接消解了将孟子教条化的可能性。在苏轼看来，孟子不是提供具体方案的“制度设计师”，而是指示方向的“精神引路人”。
3. 对自我生命困境的预演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屡因“言必信，行必果”而遭祸。他在《孟轲论》中对“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激赏，实为自身性格的镜像投射。当他后来在乌台诗案中因诗文获罪时，或许正印证了孟子“不得已”而言的宿命。这篇早年的论说文，竟成为其一生的谶语。
四、艺术特色：论说文的文学性建构
1. 以“气”运“文”的节奏感
苏轼论文主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孟轲论》虽为论说文，却充满情感张力。开篇设问，中段转折，结尾升华，如江河奔涌，自然成文。尤其“孟子之于道，盖得其大者，而失其细者也”一句，举重若轻，将复杂评判凝练为格言式表达。
2. 对比与反衬的手法
全文贯穿多重对比：孔子之“信”与孟子之“义”的对比，孟子“自任之重”与“望人之深”的对比，圣人之“中道”与孟子之“刚气”的对比。这些对比并非简单二元对立，而是通过层层递进，揭示思想的内在张力。
3. 用典与化用的艺术
苏轼引用《诗经》《尚书》及孔子言论，皆能融化无痕。如引“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后，随即以“此其意岂非以天下为己任乎”承接，将经典话语转化为自身论证的有机部分。这种“以经解经”的方式，既显示学养，又增强说服力。
五、思想史定位：苏轼与孟子精神的千年对话
1. 道学谱系中的异端声音
在二程、朱熹建构的理学道统中，孟子被塑造为“醇儒”形象。苏轼的《孟轲论》却揭示了孟子的“非醇”面向——其“刚而失恕”的偏至，恰是孟子思想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这种解读在理学独尊的时代虽被边缘化，却为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戴震等人提供了思想资源。
2. 心学与气学的先声
苏轼强调孟子“心”与“气”的张力，预示了后世心学（重“心”）与气学（重“气”）的分野。王阳明对孟子的“良知”阐释，罗钦顺对“浩然之气”的宇宙论发挥，都可视为对苏轼所提问题的不同回应。苏轼本人虽未建立系统哲学，却以其敏锐的问题意识，为后世哲学开辟了思考空间。
3. 文人精神与儒家理想的融合
苏轼的《孟轲论》最动人之处，在于它将儒家理想转化为文人的人格实践。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在苏轼身上化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这种转化不是对孟子的背离，而是对其精神的创造性发展——在无法“兼济”时，依然保持“独善”的尊严。
六、现代启示：在“刚”与“恕”之间寻找平衡
《孟轲论》虽为千年前的古文，却对当代人具有深刻启示：
其一，理想主义需要“权变”智慧。 孟子式的“浩然之气”固然可贵，但若无“权变”配合，容易沦为道德狂热。苏轼提醒我们：坚守原则与灵活应对并非对立，真正的智慧在于“惟义所在”的权衡。
其二，批判精神需要“恕道”滋养。 苏轼批评孟子“望人太深”，这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公共讨论。当我们以理想标准苛责他人时，是否忘记了“恕”的维度？苏轼的“刚而失恕”之评，是一剂清醒剂。
其三，思想对话需要“同情理解”。 苏轼读孟子，既非顶礼膜拜，亦非轻率否定，而是设身处地理解其“不得已”的处境。这种对话态度，在当今撕裂的舆论场中尤为珍贵。
结语：道不远人
苏轼在《孟轲论》中展现的，不仅是对一位古代思想家的评价，更是对“道”本身的思考。在他看来，道不在高远的玄理中，而在日用伦常的权衡中；不在对经典的盲从中，而在与经典的生动对话中。这种“道在日用”的精神，使苏轼既能欣赏孟子的刚健，又能以温和的“恕道”加以平衡。
九百多年后重读此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文豪的才情，更是一位思想者在理想与现实、原则与权变之间的艰难探索。这种探索本身，就是“道”的实践——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传统不是供人膜拜的化石，而是不断被重新激活的生命之流。苏轼以他的《孟轲论》，为这条河流注入了一捧清泉，至今仍在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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