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届赛事] 郭进拴|苏东坡《范增论》鉴赏
来源：会员中心
作者：赵新节
发表于： 2026-10-15 07:04
郭进拴|苏东坡《范增论》鉴赏
一、解题与背景：一篇史论的锋芒所向
《范增论》是苏轼早年的一篇史论文章，收录于《东坡志林》及后世多种古文选本。文章以楚汉相争时期项羽谋士范增为论述对象，却并非简单的人物评传，而是借历史旧事，阐发苏轼本人对“谋士之道”“去就时机”“君臣关系”的深刻思考。
苏轼写作此文时，正值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方兴未艾，朝堂党争暗流涌动。范增“见机而作”与否的讨论，实则暗含了苏轼对士大夫出处进退的思考——当君主不可辅佐时，智者当如何自处？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现实之问。
二、文本细读：层层递进的论证艺术
1. 开篇立论：以“去就”为纲，一语中的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苏轼开篇不铺陈范增生平，而是直接切入其人生最关键的一个节点——被项羽猜忌后愤然离去。随后，他抛出了全文的核心论点：
“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
这一论断极为精悍。“去”是明智的，但“去”得太晚了。苏轼将范增的悲剧归结为一个“迟”字，为后文层层深入的剖析奠定了基调。
2. 反证推理：以“义帝之存亡”为标尺
苏轼论证范增“当早去”的理由，并未停留在“项羽猜忌”这一表面事件上，而是追根溯源，将目光投向更早的“义帝之死”：
“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卿子冠军宋义，是楚怀王（义帝）所封的上将军。项羽矫杀宋义，自立为上将军，此举已暴露其“目中无君”的本性。苏轼指出，范增作为“楚之臣”，与义帝有着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当项羽杀害义帝所任命的将领时，范增就应该意识到项羽绝非可共事之人。
更为关键的是，苏轼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追问：
“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
项羽后来弑杀义帝，正是其“无君”本性的彻底暴露。而范增作为义帝旧臣，必然成为项羽猜忌的对象——这种猜忌，即使没有陈平的离间计，也迟早会发生。因此，范增的悲剧命运，从他留在项羽身边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
3. 类比论证：以“医之视疾”喻谋士之察
苏轼进一步运用生动的比喻来强化论点：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
这一名言至今广为流传。苏轼以“物腐虫生”的自然现象，类比“人疑谗入”的人事规律，说明陈平的离间计之所以奏效，根本原因在于项羽内心早已对范增产生了怀疑。范增未能察觉这种微妙的变化，是其“不智”的表现。
接着，苏轼又以医术作比：
“医之治病，必先审其病之所由起。病之起也，必有其所由之处。不察其病之所由起，而欲攻其病，虽扁鹊无所施其技。”
谋士之于君主，如同医生之于病人。高明的医生必先诊断病因，再对症下药。范增未能洞察项羽“疑忌”这一病根，反而在项羽面前屡屡进谏，甚至以“怒”相对，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4. 对比论证：以“人杰”之标准衡量范增
苏轼将范增与历史上的著名谋士进行对比，进一步凸显其“不智”：
“增年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
七十高龄的范增，本应洞明世事、知进知退，却仍贪恋权位，寄希望于在项羽麾下成就功名。苏轼以“陋矣”二字，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范增的见识短浅。
他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
苏轼承认范增确实是个人才，连刘邦都畏惧他。但正因为如此，范增的“不早去”更显得可惜——他本可以保全自己，却因一念之差，落得个“疽发背死”的凄凉结局。
5. 结语升华：以“孤愤”之情收束全篇
“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
苏轼设想范增在宋义被杀时的两种选择：有能力诛杀项羽就诛杀他，没有能力就离开他。无论哪种选择，都比“依羽以成功名”要光明磊落得多。这一结语，既是对范增的惋惜，也是对天下谋士的警醒。
三、思想深度：苏轼史论中的“去就观”
1. “去就”之辨：士人的政治智慧
《范增论》的核心，是探讨士人在政治漩涡中如何把握“去就”的时机。苏轼认为，真正的智者应当“见微知著”，在危机尚未完全显现时就做出决断。范增的失败，不在于他最终选择了离开，而在于他离开得太晚——当猜忌已经产生，信任已经破裂，此时再走，不仅无法保全自己，更失去了“以去就相要挟”的政治筹码。
这一思想，与苏轼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他一生宦海沉浮，多次因直言敢谏而遭贬谪，但他始终保持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豁达心态。在《范增论》中，苏轼实际上是在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2. “君臣”之辨：对专制权力的清醒认识
苏轼敏锐地指出，项羽对范增的猜忌，根源在于范增与义帝之间的旧臣关系。在专制体制下，君主的猜忌往往是不讲道理的——即使你忠心耿耿，只要你的存在让君主感到不安，你就已经身处险境。
这种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识，使《范增论》超越了一般的人物评论，具有了政治哲学的高度。苏轼似乎在告诉读者：在绝对权力面前，任何个人的智慧都是脆弱的；明智的选择，不是与权力对抗，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全身而退。
3. “成败”之辨：历史评价的多维视角
苏轼并未简单地将范增视为失败者。他承认范增是“人杰”，肯定其才能和影响力，甚至认为“增不去，项羽不亡”。这种评价，体现了苏轼历史观的辩证性——一个人的成败，不能仅以结果论英雄，更要看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四、艺术特色：雄辩滔滔的东坡文风
1. 结构严谨，环环相扣
全文以“增之去善矣，独恨其不早耳”为总纲，然后层层推进：先论范增当去之时机，再论其不当留之原因，最后设想其当行之选择。每一段都紧扣主题，逻辑严密，无一处闲笔。
2. 语言精炼，警句迭出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这一名句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表达。苏轼善于将深刻的道理浓缩为简洁有力的语言，使文章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
3. 情感充沛，爱憎分明
苏轼对范增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有惋惜，也有批评；既有同情，也有不屑。这种情感的复杂性，使文章避免了说教的枯燥，而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4. 借古讽今，意在言外
作为一篇史论，《范增论》的深层用意在于借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苏轼所处的时代，士大夫阶层正面临着重大的政治抉择——是依附权贵，还是坚守道义？是随波逐流，还是激流勇退？《范增论》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智者当审时度势，知进知退。
五、历史回响：《范增论》的当代启示
1. 对知识分子的启示
范增的悲剧提醒当代知识分子：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既要保持独立的判断力，也要具备灵活的策略意识。真正的智慧，不仅在于知道何时“进”，更在于知道何时“退”。
2. 对管理者的启示
项羽的失败警示管理者：猜忌是团队最大的内耗。当领导者开始怀疑下属的忠诚时，往往不是因为下属真的不忠，而是因为领导者自身的不安全感在作祟。建立信任、消除猜忌，是领导力的核心课题。
3. 对历史认知的启示
《范增论》告诉我们，历史人物并非简单的“好人”或“坏人”，而是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复杂个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避免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
结语：千古文章，照见人心
苏东坡的《范增论》，篇幅不足千字，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智慧、政治哲学和人生感悟。它不仅是一篇精彩的史论，更是一面照见人心的镜子——透过范增的悲剧，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弱点；透过苏轼的评说，我们看到了智者的清醒。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真正的好文章，永远不会被时间湮没。《范增论》所探讨的“去就”之道、“君臣”之义、“成败”之辨，至今仍能引发我们的深思。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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