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香港海防博物馆游记

         去筲箕湾，原不为看炮台。只是从地铁站出来，沿着东喜道慢慢走，海风从鲤鱼门那边吹过来，咸咸的，带着旧铁皮和渔船的气味。路是斜斜向上的，像要把人从市声里一点点拔出来。走了约莫一刻钟，便望见一座山，山上伏着一座堡垒，灰扑扑的，像一顶扣在岬角上的旧钢盔。那便是了——如今它叫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从前人们只唤它海防博物馆，再往前推，是一八八七年落成的鲤鱼门炮台。

进门先要上山。路不陡，却曲折，两旁是郁郁的树，蝉声一阵一阵，像有人躲在叶子里拉一把断弦的胡琴。待走到堡垒跟前，才看清它的模样：石砌的墙，极厚，极沉，炮眼像一只只半阖的眼，冷冷地望海。我在墙下站了一会儿，伸手摸那麻石，凉意从掌心渗进来。这墙听过炮声没有？大约是没有的。香港的战事，多从海上望过来，又往陆上烧过去，鲤鱼门扼守维港东面水道，却终究没能在那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把敌人的舰队挡在门外。

堡垒内部，原来别有洞天。一个个窖室改成了展览厅，低矮的穹顶，白炽的灯光，人在其中，像走进一条旧船的底舱。展览叫“香港海防故事”，从唐代屯门设镇讲起，一直讲到近代的烽烟。展柜里有锈蚀的炮弹，有发黄的信札，有军装、徽章、望远镜，还有多媒体屏上反复播放的黑白影像。我最喜欢的，是一枚小小的铜纽扣，说明牌上写着，那是某位士兵制服上遗落的。它躺在灯光下，安静得像一粒睡着了的豆子。旁边是一封家书，字迹已淡，只依稀辨得出“平安”二字。战争的大历史，落到一个人身上，原是这样轻、这样小的物事。

从堡垒出来，便是史蹟径。这径从海拔六十四米的山顶，一路蜿蜒到海边，二十四个史蹟点，像一串散了线的念珠，散落在岬角的草木与岩壁之间。往下走时，海在远处忽隐忽现，蓝得像一块被风抖开的绸子。走到半山，能望见对岸的魔鬼山，山脊上也有残存的炮台，与这边遥遥相望，像两个旧时的哨兵，隔着一湾海水，彼此沉默地守着一段回不去的年月。

最奇的是岸边的布伦南鱼雷发射站。那是一个凿进岩壁的洞，幽深，潮湿，走进去，水声在四壁间回荡，滴答，滴答，像时间在漏。当年英国人把鱼雷发射管藏在这洞里，以为天衣无缝，谁料科技的更迭比海潮还快，这暗藏杀机的机关，不久便废弃了。如今洞里空空的，只有风从海面灌进来，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倒觉得，废弃了的工事，比崭新的武器更耐看——它终于不必吓人，只安安静静地，做一个时间的证人。

再回到堡垒上层时，已是午后。我在餐厅外的长椅上坐下，望海。维多利亚港的东口，船只往来，渡轮、货轮、小艇，拖着一道道白浪，像在蓝色的纸上写字。阳光洒下来，海面碎金似的晃。那一刻我想起博物馆的新名字里添了“抗战”二字——那是去年九月，香港把这地方正式易名，为的是把一段沉埋的记忆，郑重地放回它应有的位置。名字是会变的，堡垒也会变，连海水的颜色都随天光流转；可有些东西，总有人记着，总有人愿意记着。

下山的时候，夕阳正挂在鲤鱼门那边，把整条海峡染成一片温暾的金红。炮台的影子斜斜地铺在草地上，像一页翻过去的书。我回头望了望那座灰扑扑的堡垒，它站在夕光里，忽然不那么冷了。

海风依旧咸咸地吹着。这一回，我觉得风里多了一点别的什么——也许是炮台前野草的气味，也许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个黄昏在此堆积起来的、安静的重量。

我慢慢地走，不急着回去。有些地方，看过便算了；有些地方，要等夕阳替它合上最后一页，才肯让人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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