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进拴

       上接第二部分“悲情问天”，此为第三部分“峰回路转”

       峰回路转

       啊!生活，这是个无底的海啊!我受它的累，也受它的福，它让你爱，让你痛苦，也让你幸福。我饱尝了这种又苦又甜的滋味。为了让母亲支持我的事业，我把我打工挣来的45元钱，以一家杂志社的名义，在汇款单上注明“稿费”字样，从临汝县城汇出，当然收款人写的仍是我自己的名字；而恰在此时，母亲也收到了《山西日报》给我汇来的6元稿费，那是1979年12月11日《山西日报》刊登我的文学评论《喜闻“土豆”泥香味》一文的稿酬。母亲有意拿着这新收到的两个汇款单，到人多的地方去“炫耀”，她一边让人看，一边说：“俺儿来钱了!”识字人一看是稿费，纷纷夸赞：“这孩子有志气，成事了!我早看出是块料!”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成功了，得住稿费了，发财了。从此，我娘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让我专事在家写作挣稿费。我到县里参加创作会，娘还给我发路费、做新衣服、烙油馍……在娘的支持下，我的创作积极性更加高涨，省内外报刊上也接连出现了我的名字。每一次发表作品，都给我带来了一阵巨大的喜悦，于是便兴冲冲地买上几本，美滋滋地读上几遍，由衷地感到，搞写作活儿虽苦，滋味却甜。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县文化馆的《汝水》编辑屈江北老师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合作写了不少作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我就接到了县文化馆屈江北老师让我进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我当即扒上了一辆运煤车，又到临汝镇坐班车到县文化馆报到。那时县文化馆每天为我补贴9毛钱，回去每天给生产队交3毛误工补贴钱换工分。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与屈江北老师连续苦战五天五夜，创作出了剧本《抓阄分娘》，我又将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手指头都写肿了，然后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剧本类刊登，最终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数十家县以上剧团争相排演，中央电视台曾录相播放。当时填补了洛阳地区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两项空白。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娃，我们晚上打通腿睡一张床，写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翻墙出去花2毛钱买一块锅盔，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吃完喝口水，又一口气写到天亮。有时刚躺下想迷糊一阵儿，忽然想到一句好唱词或一个关键字，又紧忙坐起，补写到稿纸上。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十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好》的唱词，发表在《临汝文艺》创刊号上，全县不少专业和业余剧团将唱词谱曲后，组织演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演出。

       1980年9月，老领导高山、张久益、刘会昌、范振斌等热心的“伯乐”们免试把我选拔到临汝镇文化站工作，我更是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写作。每天早晨，我总是4点多钟就起床背唐诗、宋词、《古文观止》；每逢公社开会，我就躲在墙角照本上写，领导还表扬我注意记笔记，号召大家向我学习。其实我写的是小说、散文、诗歌，利用开会打草稿，晚上回到住室誊清寄出去，《风穴古刹，名珠璀璨》《漫游温泉话今昔》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为了排除干扰，我常常早上吃饭时买两个馒头、提一瓶开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写作，一天不出屋门，任别人在外边怎么喊，也不吭声，有的还摸摸我的锁说：“可能又进城或者下乡去了!”后来有几次，我私自到郑州、洛阳、临汝县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领导有事找不到我，曾几次研究，要开除我这个“不务正业”的“自由主义分子”。还是县文化馆的张久益老馆长替我说了公道话：“就是他能写，才让他干文化站的，写作也是正业。不会写、没专长，我们还不要哩!”这才保住了我这个临时工的泥饭碗。张久益老馆长对我的恩情，我到死也忘不了……

       后来，我也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经常写一些通讯报道，表扬乡里领导，并积极配合中心工作。这才取得了各级领导的支持，还不断在一些会议上受到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