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写于1993年,冯小刚读完这部小说,立刻动了拍电影的念头。所以冯小刚说,为了这部电影,他等了18年。19年后,我们看到了电影《一九四二》。《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温故一九四二》引起震动的，不是这场悲剧，而是各种层面错位之间出现的幽默。

       刘震云的小说采用纪实体例。“我”回到延津老家,采访当事人,调查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情况。小说将史料和实地采访穿插组合在一起,上至蒋介石及其幕僚、宋氏姐妹,下至逃荒的难民、美国记者、《大公报》记者。触目惊心的人吃人、狗吃人的逃荒惨状,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只关心政权是否牢靠、不管灾民死活的政府,会在河南战场上发生以30万之众的武装被6万日军歼灭的奇耻之战,会在日后失掉政权。

       灾难的景况、原因、结果,刘震云在小说里都讲明白了。但是,此小说不同于浩瀚50万字的《白鹿原》,把所有人物都写得血肉丰满,演员只需靠自己的悟性去把握揣摩就是了。几乎是用史料堆砌而成的4万字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完整的故事。如何再现这场让300万人饿死的灾难,再现百姓背井离乡、到西北讨活命的逃荒之路,对于饱食终日的导演和演员而言都极具挑战性。它不同于唐山大地震,有很多亲历者,有各种载体和形式的资料,那是一段活的历史。刘震云1993年写小说的时候,曾对亲历者不愿回忆往事的漠然态度感到失望,时至今日,存活于世的亲历者怕是想追忆往事都追忆不清楚了。再不温故1942,它就要彻底被遗忘。

       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对于《一九四二》剧组来说,演绎一部没有经验,不容你戏说、编纂、无厘头,只要与真实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的灾难片,差不多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让人底气不足。所以张国立说,演了40年戏,突然觉得,表演上还有一个高度需要我去接近。所以,冯小刚不对媒体估计票房收入。

       老东家和瞎鹿两家是影片添加的,并成为故事的主线。“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影片以这句旁白开场,接着拉开灾难的序幕。先是佃户媳妇花枝跟少东家借粮,随后刺猬领着一帮饿疯了的村民闯进老东家范殿元家吃大户。一场械斗之后,儿子被砍死,房子烧成瓦砾。时逢日军逼近,老东家赶着马车,拉着粮食和家人同佃户瞎鹿一家加入到逃难的人流。影片的逃难路线从刘震云家乡延津开始,一直走到陕西潼关,到潼关时,包括路上生下的小孙子,两家11口人,死的死,卖的卖,散的散,最后就剩下野鬼一样的老东家。结尾处,老东家掉了魂似的往回走,他想死得离家近点。书分两部分，前面是小说，后面是电影剧本。小说不像我们一般认识上的小说，它是纪实体小说。没有什么曲折动人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但写出了许多语言文字之外的意味，比如蒋介石对河南灾区的复杂态度，政府与灾民的关系。剧本则情节曲折，人物生动，与电影《一九四二》相互参看更有意味。电影描绘了东家老范一家怎样从躲荒到逃荒，最后到孤身一人又收留一个小女孩一起回河南老家的过程。

       故事依旧发生在多灾多难的河南，自古有云“得中原者得天下”，所以这片有黄淮平原的人们一直不得安生。一九四二年夏天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了大旱灾，景象触目惊心。两季庄稼基本上全部绝收，还又遇上了蝗灾和冰雪灾难，河南饿死三百万之多。

       故事中有“姥娘”、花爪舅舅、范克俭舅舅等一些人的苦难回忆，饿肚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吃观音土都是小K意思,直接吃柴禾什么的，想想都打寒颤。卖儿卖女卖老婆，这些也都是小玩意，最后发生可怕的人吃人事件。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记者张高峰对这一情况,发出了《豫灾实录》真实报道，报道中说到数以万计的人正在吃树皮和野草维持着可怜的生命，树皮吃光了最后吃柴禾，发展到后面卖一口人买不起四斗粮食。相对应的时值国民政府依旧歌舞升平，毫无感受。当河南的当家人省主席李培基报告这一情况后，政府毫无回音依然向这个地区征收一定的实物税和军粮。因为日本鬼子马上要打过来了，草民不算人，兵得吃饱了为国家打仗。河南一省百姓的安危根本不算什么，还有30来个省吗？我们的国土面积很大，国民政府就没有把百姓放在眼里吗？老蒋到台湾估计也没有想明白，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根据张高峰的“实录”，结合政府对灾区的态度，又发表了一篇述评《看重庆 念中原》，评论中直击灾情实况，任何一位硬汉都得下泪。这当然戳到了委员长的痛楚，发怒了直接把报纸停刊了。还好国际友人白修德把他看到了中国的状况，在国外的《时代》发表了，这一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美国人史迪威对蒋委员长予以谴责，迫于舆论压力，老蒋做出了妥协。政府只提供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折合到三千万灾民手中合每人一磅粮食。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感谢我们的国际友人。                    

       外国的传教士开办了教会医院，对孤儿予以救治，但是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收留，必须要秘密，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孤儿了。儿童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儿童的书包过重，人为规定的作业带到家里还做不完压他们喘不过气，证明这个国家如步履蹒跚一样，如果一个政府在儿童一批批饿死它也听任不管而推给外国人的话，这个政府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就不用值得怀疑了。鬼子来了，给当地的百姓发了粮食，当然鬼子发东西有战略目的，有政治阴谋，但也救了我们老乡的命；话说过来了，国民政府对我们不管不问，就没有战略和政治阴谋吗？农民们忍受连休几个月的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后直接和自己的军队干起来了，据估计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白修德在战前采访过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这位军官回答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接管了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老百姓这个概念吧？当这些问题摆在行将就死的灾民面前，你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你是当亡国奴呢？这不得不发人深思。小说里面人物的登场是以作者的采访开始的，通过塑造人物的言谈举止深化灾难主题，这是作家们认识到的塑造人物最主要的手段。人物行动展现往往会形成事件，然后一系列事件合成了故事，我们在追随作者塑造的某一个人物时，由此知道一个事件，以此类推，灾难主题就能呼之欲出了。比如在采访范克俭舅舅的时候，当他说起以毋得安为首的农民揭竿而起占了他家一栋小楼在他家白吃白喝时，他先是把手上抽着的“阿诗玛”烟扔了。这一言行举止在前，表达人物对马上引出的另一事件强烈不满的感情，即由采访范克俭舅舅而意外得知的毋得安事件，毋得安可能也是作者虚构塑造的一个英雄人物，代表的是反抗权势的一类农民形象。在这里，我们先是了解范克俭舅舅讲述的大旱、蝗灾、饿死许多人的灾难情况，然后结合引出的揭竿而起的毋得安事件。都是为了体现同一个灾难主题，了解真实发生的灾难，长民族记忆，用民族的脊梁撑起希望，避免灾难重演的现实主题跃然纸上。一九四二年的故乡到底经历了怎样一场天灾人祸？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加上历史是以文本形式呈现，作者想要做到真实还原灾难事件，就必须把宏大的历史碎片化，采用复线化小写历史，在虚构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小写灾难事件，作为一条主线，就会加以另一条有实可证的主线，复线交替进行讲述灾难故事。

       作为灾民的后代，刘震云用他的故事讲述为我们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1942 年夏到 1943 年春，天灾加上人祸，河南全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三千万人死了三百万，对民众来讲是触目惊心的，所以作者认为故乡的亲历者最有发言权。这是基于家乡的很多亲历者居然都遗忘了这段灾难历史，作者不可避免的要加入主观色彩加以叙事。作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灾难的亲历者，通过与亲历者问答的形式展开，还原他们眼中的一九四二：那一年大旱，大旱随后是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穷人变盗贼，群抢地主家的粮食；大旱大饥之下，县政府组织了赈灾义演；河南三面临敌，战火不断，年轻力壮者被抓壮丁；政府征税不变，仅剩的收成都缴赋纳税；为了活命，千万灾民选择向西大逃荒，逃荒路上变卖妻儿、命运悲惨、死伤无数……

       电影的框架忠实于原作。与逃难路线交叉推进的,是上至元首、军方、省方,下至地方小吏、记者、传教士的另一条路线。灾荒之年,蒋介石充耳不闻,军方征粮不减一两,省方求情无果。《大公报》登出《豫灾实录》,惹怒蒋介石,指示张道藩停刊处置。影片的旁白道:“这一年,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放到1942年的世界环境中,任何一桩都比饿死三百万人重要。”如果从蒋介石的角度看,这句话可就没有了丝毫讽刺意味,而是一句真心表白。

       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我”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我”去调查1942年的灾情,“我”代表了中国人的良知。在电影里,“我”只是在开头结尾说了几句旁白,“我”的作用实在不大。影片里,我们看到关心和同情灾民的名单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神父梅甘、省长李培基。然而,他们与灾民的距离不但过于遥远,而且高高在上。那个骑着自行车为死去的难民做弥撒的传教士安西满是唯一和灾民感情最近的人。

       “所有灾民的感情都很粗糙,没有心情抒情。所以,在这个电影里头没有煽情,抒情的部分都不会让它存在,因为和灾民的处境不适合。”这是冯小刚对影片的阐释。也许灾民的情感和希望被冷酷的现实折磨成一块粗糙的石头,然而那时,至少还有《大公报》,还有主编王芸生和记者张高峰在为民请愿；有那位因帮助白修德给《时代》周刊发电报遭到逮捕的邮局电报员,有常香玉为灾民赈灾义演。肯定还有很多人。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良知,是1942年与河南灾民靠得最近的人。当然,80年之后,冯小刚用一部电影再现了这场灾难,以电影人的良知让我们记住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这场灾荒。一九四二年的大灾荒最初是天灾引起的，旱灾后是蝗灾，但比天灾更可怕的往往是人祸。灾难不会只是自然灾害“一手造成”，文本一开头就把省政府官员宴请外国友人的奢侈菜单与地方发生大旱灾灾民只能吃树皮的情况作鲜明对比；“我”故乡的灾民在吃有毒的“霉花”时，政府官员住在富丽堂皇的别墅喝着香甜咖啡想着对付民众的办法，思考中国走向问题。不仅要问一九四二年发生的是吃的问题吗？

       在这里民众不再流离历史之外，他们成为这段灾难史的评说者，揭开权力主流话语掩盖的历史真相，以平民大众的视角，以民众的文化历史精神，对权力提出审视和批判。外国记者白修德也提出过疑问，中国政府都去了哪里？他们不知道河南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状吗？政府是有的，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下，政府是要处理国家大事的，什么是大事呢？中国同盟国地位问题、抗日战争问题、国民党内部矛盾问题、与美国将军分歧问题，这些都是大事,等着统治者解决的比三百万这件小事更重要的问题。民众在统治者眼里不值一提，三百万只是小事，死掉三百万本就无用的老百姓不会影响执政者的统治地位。是有灾情，但不相信能有多严重，甚至认为地方政府谎报灾情。所以严令政府向灾区征收的实物税不得减免，但征收实际是超过需要的，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对外封锁灾情，倒卖余粮，兼并农民土地，借灾民的灾难大发国难财。中国的统治者什么时候能关心一下自已的民众呢？中国政府终于下达救灾命令了，那是因为外国友人发表文章，引起了国际舆论，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作出的救灾姿态，各级政府官员层层盘剥加上效率低下的救灾的态度，灾情根本没有得到缓解。

       通过采访亲历者，从他们的视角看待这场灾难。当天灾来临，从吃的可以看出故乡的父老乡亲，是怎样苦苦的在与死亡做着斗争。粮食基本都被征收，已经没什么能吃的了，人们在灾难最初还有花生皮、榆树皮能果果腹，树皮吃完，平时连牲畜都不吃的有毒的“霉花”也得吃，这还不一定有，最后做梦到没想到有一天要吃做饭用的干柴。大规模的逃荒也是为了解决吃的问题，当家乡再也没什么可吃的时候只能选择向西逃荒。

       刘震云说：这是我唯一非虚构的作品，我认为也是我的小说里结构最严密的一部。

  《温故一九四二》由灾难一直到最后的离婚启事，征引了很多材料，但光是这些材料是拼凑不出一部小说的，它需要一个态度。小说里没有我的态度，有的是生活在1942年的很多人的态度。

  1942年有哪些人呢？其中蒋介石有一种态度，日本人有一种态度，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有一种态度，灾民也有一种态度，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等都有自己的态度。

  从当时的媒体看，《大公报》有一种态度，《中央日报》有一种态度，《河南民国日报》还有一种态度。

  谁的态度是最准确的？是灾民的态度。灾民的态度是什么？是面对生死的幽默态度。我觉得它考量的是作者这些东西，所以最后出来的是这样一个调查体小说。

  记者：“温故而知新”，通过直面1942年的这一场灾难，小说试图向今天的人们告知些什么？

  刘震云：在温故1942年的路上，最令我震惊的是“遗忘”。

  作为灾民的后代，我不知道1942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的事，就是灾难的幸存者也遗忘了。我问我外祖母，她是1942年的亲历者。她反问我：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饿死人的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我不知道没什么，如果这些亲历者也不知道，这就证明在中国的历史上，像这样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太多了就不容易记清。

  除了“遗忘”本身，温故灾民对死亡的态度，也是让人震惊的。河南人在临死前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视生死如儿戏，背后显出这个民族特别的悲凉。

  记者：在《温故一九四二：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一书中，原著小说和剧本都有一个完整的呈现，二者的面貌有很大不同。小说中有黑色幽默的味道，比如对花爪舅舅后悔没当成台胞，采访蔡婆婆的故事等情节的描写等；改编后的电影剧本除了在主题上有所延续之外，人物几乎都是重塑的，故事性更强，悲剧色彩也更浓郁，有观众评价“很虐心”。冯小刚导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还提到，剧本本身也历经了十几年的锤炼，前后变化很大，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甘苦。此外，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一段时间，您认为它在表现力上，是否达到了您的期待？

  刘震云：其中的甘苦，我觉得小刚在序里写得很充分了，他的序比我的剧本写得好。对于这十九年，他用了八个字概括：“不堪回首，天道酬勤”，就一言以蔽之了。对目前的电影票房，我很满意。

  记者：评论界近年提出一个“中原作家群”的概念，其中很多作家在当下文坛都有很大影响力，当然也包括您。多数豫籍作家的创作都和中原文化母体有着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联系，您的很多作品也根植于那片土地。现在常年生活在北京，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刘震云：我现在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我观察世界的角度和对人生的态度，都是在老家形成的，这个“罗盘”至今还在起作用。我在外面迷失方向的时候，自然想到用老庄村的“罗盘”来纠正，我觉得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一介书生，对故乡也做不了啥，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南。这是我对故乡的一种眷恋，一种感恩。我来北京也有很多年了，北京就是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