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六十岁说【二百六十七】

      或许这是张杰反英雄的平民意识之一：虽然怀有献身的精神，但是面对死亡的痛苦，又却而止步；虽然他们只是平平淡淡过一生，但是希望你能够尊重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人格。
       对于张杰诗歌模式的认同和首肯，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向张杰诗歌模式看齐，然而那种直面现实生存，对当下发言的张杰精神却是众多当代诗人学习的楷模。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栅栏处。”
 

       张杰在追问这些存在着的客观事物和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他是不是为了抽空强加入人类精神时空与背景中的所有寓意，包括象征—隐喻系统。张杰首先突破固有或现存的诗歌象征—隐喻系统，对进入他所构筑的诗美时空中的事物和现象进行具有原创性的诗性命名和言说，从而建构了一个具有原创性的象征隐喻系统和崭新而陌生的诗美时空。
 
      当下诗歌的真相是什么？能写的诗人继续在写，无法再写的诗人大都放弃了诗歌，或转向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其实，这里面暗含着一个在当下诗歌环境中无法解决的悖论：唯其诗歌高贵，何以为世俗所累？然而，诗歌本身是具有其内在秘密与价值的，这种隐蔽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拒绝了一部分短视的诗人和读者。被拒绝的这部分诗人，一极是因青春期冲动而写作的诗人，他们的热情，大都在经历了那段激情之年后迅速冷却下来，然后销声匿迹；另一极则是世俗诱惑让许多诗人无法再对消费时代的语言保持足够的敬畏，以至于他们内心所潜伏着的诗性还没有来得及释放，就已经被俗事消磨殆尽。
       从这一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人大面积经商、出国、转型与退场，似乎正应合了诗歌本身对于诗人的精神要求。而再往前追溯，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写出过重要作品的九叶派诗人，像穆旦、郑敏等人，大都在“文革”期间及其之后再次焕发风采，写出了不少佳作。尤其是穆旦在“文革”末期，于沉寂几十年后重拾诗笔，将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交给了诗歌，以此让我们领略了那个匮乏年代的独特哲思。还有归来派诗人，如早期七月派的牛汉、绿原、曾卓等老诗人，在“文革”之后以另一种姿态为自己过去的人生作出了新的诠释，并接续上了诗性的传统。这两批诗人真正算得上是将诗歌当作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体现了一种坦荡的诗歌精神。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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