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月是故乡明【二百零七】

       我的命大，曾3次落水，3次被汽车撞住，但都没有死。第一次落水是我一个人在河边池塘边玩，摸螃蟹时不慎滑入塘底，凭着记忆一猛子从水塘的对岸拱出，算是捡了一条命。后两次是不会游泳瞎逞能，游到中间沉入水底，有幸被同伴救出。其中一次与迎面冲来的小汽车碰住了头，我的自行车飞到了汽车顶上又落到了车后，我被抛起又摔倒在了道崖上，只是擦破一层皮，有惊无险，待醒过来用手一挥，让汽车开走，我一瘸一拐推着破自行车照常上班不误，惊得一大群围观者目瞪口呆。

文化大革命中因我爷爷是地主成份，我也成了“地主儿子”，被划为“另类”，常常遭人打骂。一次正上课，临座的一个小同学突然举手说：“报告老师，郭进拴说打击贫农！”其实是下课时我们都在背“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毛主席语录》。这一声“报告”不要紧，学校停课闹革命，把我这个“地主羔子”揪到了主席台上，批得泪眼哗哗，不敢抬头。从此，参加红小兵、戴红袖章、发红语录本等等统统没有我的份。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孩打着玩，人家爹上来先给我这个才七八岁的小孩子煽了几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鼻青脸肿，临走还丢下一句话：“你地主儿子还想变天哩！”一次大队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正式开会前有人先念了我的名字，让我立即退出会场后，人家才开始念文件、呼口号……这些都深深刺伤了我这个幼年儿童的心灵。

我也曾为村里带来过一次大灾难。我在山上放羊时，一只小狼娃跑到了我的羊群里，我把狼娃抱回家放到红薯窖里养了起来，结果老狼一连几夜咬死了全街的许多猪和鸡，又跑到了我的羊群里，咬死了十几只羊。在老人们的打骂、劝说下，我放了狼娃，天下这才太平了。

我为学习写作更是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74年的元月，我投出了平生的第一篇稿子，结果被判了死刑。正当我沿着这条艰难崎岖的小路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那年仅47岁的父亲不幸患心脏病与世长辞了，那天离我的16岁生日还差5天，父亲走得太急，没能等到这一天。

从此，我接过了父亲的放羊鞭，边放羊，边读书，边写作。那时哪有桌凳啊，往山石上一坐，山石就是凳子，膝盖就是桌子。晚上就着月亮和烧砖瓦窑的火光读书，更是常事。我曾两次在路上边走边看书，就是不看路，结果跌落沟底，被摔得鼻青脸肿。生产队夜里打麦，第一个到场的是我，最后一个走的也是我，好借着灯光多看几页书，中间休息，别人躺下睡觉，我仍就着灯光看书。治大寨田时，我选择了最苦最累的推土，常常抓住装车的时候看点书。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上了队里的饲养员，一路小跑着把所有大缸小缸都挑满了水，用最快的速度铡草、垫圈，好腾出一点时间看书、写作。我投出的成百上千篇稿子全部石沉大海，到郑州送稿时，因没钱住旅社，在省博物馆前的毛主席塑像下露宿时，被巡夜民警半夜从睡梦中踢醒，问我要证明，没有；要介绍信，没有；最后被当成流蹿犯收容。仅有的5元钱也被小偷掏跑，只好一路乞讨回到家乡。路上扒汽车又险些被摔死。到家后，不理解我的老母亲又将我用心血写成的底稿统统烧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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