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我的鳌头【四十】

  祖国的边疆哨卡、都市乡村，甚至美国的华人协会也纷纷来鸿，盛赞《乡音》。我也因此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还被洛阳地委宣传部请到地委大楼去作报告。当时主持工作的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士信同志也对《乡音》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与支持，亲自写信祝贺。办《乡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初没经费，我就把文化站的全部家当做抵押，贷了几百元的款，还把工资垫上，印了第1期，随后才这个20、那个50地集资办了起来。我一个人身兼社长、主编、编辑、校对、发行、财务6职，还拉大旗做虎皮地做了一个大牌子，用红漆写上了“乡音报社”几个大字，挂在租来的两间破房子门口。我到开封印报纸，为了省钱，就住到在河大读书的老乡的宿舍里。一天夜里一直在印刷厂校对到凌晨3点，回来时学校前后门都上了锁，只好翻墙，结果被碎玻璃扎得双手、双脚都流了血，幸亏还没被派出所抓住。就这后来在我调动工作时，乡里的宣传委员亲自跑到赞助单位，说：“郭进拴要调走了，你们要向他要回赞助款，不能便宜这小子了！”1986年12月，经我的恩师徐慎、王泉水极力举荐，我被借调到临汝县文联工作，当时刚刚经历了一场人事上的是非曲折，我的干部关系在寄料镇、户口在临汝镇、工资关系在文化局、人在文联。可文联编制已满，一时又调不进来。真是办公没桌、吃饭没锅、睡觉没窝。过春节了，我作为勤杂人员到楼下将大家过年的福利、年货领上来，再一一发给大家，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好两手空空回家过年。一连两个春节，我从家里背来了一袋过年剩下的干馍，中午和晚上啃点干馍，好省下时间多写点稿子。白天谁不来了，我就坐在人家的办公桌前看报、写作，人家来了，我就赶紧让座。只有到了晚上，我才能一个人自由自地在办公室写作，往往写到第二天上班，再接着打扫卫生、提开水、正常上班；一次为了赶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只好躲到工人文化宫的乒乓球室，在这里三天三夜没眨一眼，写了18000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