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和我放的一群羊是亲密的好朋友，它们的模样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我是什么模样已经无法考证了。因为在当时的农村，拍照片的事儿是很罕见的;六七岁的男孩，也少有照着镜子看自己模样的。据母亲说，我童年时丑极了，小脸抹得花猫绿狗，唇上挂着两条鼻涕，乡下人谓之“二龙吐须”。母亲还说我小时候饭量极大，好像饿死鬼托生的。母亲在世时的一年春节我回老家探家，母亲又说起往事。她说我本来是个好苗子，可惜正长身体时饿坏了坯子，结果成了现在这个弯弯曲曲的样子。说着，母亲就泪眼婆娑了。我不愿意看着母亲难过，就扭转话题，说起当年我放的那一群羊。

  那群羊有十几只是父亲给我们家留下的，其余的是我们生产队的社员，这家几只，那家几只，还有外地我父亲生前的朋友的几只羊。绵羊和山羊的种羊是生产队的，我们叫绵羊公羊为疙力，山羊种羊叫骚狐。我们关庙大队第五生产队当时有三群羊，我有几次把蒜瓣摩到郭新义那群羊的疙力角上，又把我放的羊群疙力角上也摩上蒜瓣，两只公羊就互不相地抵起架来，后来把一只公羊的角都抵掉了，鲜血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