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乡情老更深【二百一十七】

        高中毕业后，我迷上了写作，起初母亲怕我惹出乱子，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就不理解、不支持，曾点火烧了我写的一大摞百投不中的稿子，可我竟砸了我家的饭锅，摔了我家的饭碗。气得母亲哭了几天几夜，水米未进……我也从此离别故乡，到了洛阳、郑州等地四处流浪，也发誓写作不成功，就一辈子不回家门，宁愿死在外边喂野狗。到了1979年寒冬的一天，母亲一次收到了两张稿费汇款单，就有意拿着这两张稿费单到人多的地方去“炫耀”，她一边让人看，一边说：“俺栓娃子来钱了!俺栓娃子来钱了!”识字的人一看是稿费，纷纷夸赞：“这孩子有志气，发财了，成事了!”从此，母亲天热给我煽扇子、赶蚊子，天冷给我做暖靴，全力支持我写作，省内外报刊上也接连出现了我的名字。
        我曾于1992年和1997年两度分别到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母亲听说后，动员我的二弟、三弟给我筹集了4000元学费，亲自缝到自己的内衣口袋里，走了18里山路，又坐公共汽车到我当时工作的汝州城里，硬是把钱交给我，又千叮咛、万嘱托，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每次上学走，母亲总是把我送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家。
       在1994年我的36岁本命年到来之际，我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斗了20个春秋的愿望——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时的地方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发了消息，老母亲看了一遍又一遍，还让识字人念报纸给她听，边听边看边流泪，她比我还高兴哪!她嘴里不停地说着：“我栓娃子可是老不容易啊!”
       自从我于1980年参加工作后，先是在临汝镇文化站工作，又于1986年调到汝州市文联，2000年调到平顶山市文联工作。母亲每次到我家，总要带些绿豆、芝麻、山野菜之类。走时什么也不要，就要几本我新出的书，回去除送亲朋好友外，还把我书中写的歌谣，剧本中写的唱词，让识字的人教会了当成经念，并经常在一些庙会、节日和一群老太太在一起唱我写的歌谣、唱词。还爱到处宣扬说：“这是俺栓娃子写的!”母亲的嗓音很好听，唱得也很动情。母亲每次到寺庙烧香，都祈求我写出名堂，祈求孙娃子能考上好大学。
       我母亲是个勤劳、坚强、勇敢，有志气、有毅力的人。她一生曾搬过8次家。先是我们家穷，住不起房子，就住在村西自己打的窑洞里，据说我父母就是在窑洞里结的婚。后盖了三间草房，我叔叔结婚时，父母让出了草房，搬到村东头借住别人家一间破房。好不容易在村中间盖了三间瓦房，又因学校要占，我们又搬到了沟北的寨子上，刚又盖了几间房子，因我和姐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欺侮，母亲又决定从山北迁回了汝州老家，平地起古堆，又盖了一院新房，花完了多年积蓄；可好景不长，队里又要建新村，又一次搬家，接着又为我们四兄弟一一娶妻成家，又每人盖了一处宅院。母亲为我们8个儿女操碎了心!受够了累!
      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我本应该为这个家多操些心，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可我的母亲一辈子操劳惯了，她不愿过城市生活，70岁那年还承包着责任田，经常下地劳动，还把我给她的零花钱，买成猪娃和羊羔在家里喂着，喂大了再卖了换成钱，逢年过节就发给孙子、孙女和外甥们，作为压岁钱。
       母亲给我们的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三弟小时候一只脚歪着，不能走路，母亲就用她那双温柔的手，硬是数年如一日，终于把三弟的脚捏正了，揉好了。母亲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悲伤，在我父亲病故后，我的舅舅、外婆、舅母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相继去世，是母亲一手给他们办的丧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爷爷和奶奶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不幸病故，真是一个悲痛连着一个悲痛。母亲为此流干了眼泪，累瘦了身子，洒尽了血汗。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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