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月是故乡明【一百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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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855510
发表于: 2025-02-23 17:56
郭进拴|月是故乡明【一百九十】
他不追逐时尚,用流光溢彩的词藻进行表象化的讴歌;他不回避矛盾,把正在变革的农村写成通体透明的天堂。他独辟蹊径,独树一帜;他直面现实,直抒胸臆;他力图以思想家的审慎冷静的思考和敏锐犀利的目光,剥去依附在生活表面的五光十色的外壳,探求生活的内核和底蕴;他力图透过五谷丰登、繁花似锦的生活场景,发现并开掘人们心灵深处的奥秘。他善于选取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题材;善于在比较深广的历史背景下激化矛盾、刻画人物;善于借助于大开大合的史诗结构,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他气度不凡的雄浑、宏阔的“大将风韵”和大家风度。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张一弓正是追随时代步伐,听从时代召唤,忠实的记录着深刻变革中的我们时代的“秘书”。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触及当前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策,但他又不是图解政策,而是让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出来说话。他的《赵镢头的遗嘱》发表后,中央才正式下发了联产承包的红头文件;他的《火神》发表后,中央才有了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他的《挂匾》发表后,中央又有了搞好扶贫工作,走大家共同富裕道路的文件。人们都说张一弓为中央领导人的决策起了参谋作用,说他有超前意识,说他是诸葛亮。我对此颇感兴趣,就问他: “大家都说你像诸葛亮那样会预测未来,您这种神机妙算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张一弓哈哈大笑:“我不是诸葛亮,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的本事。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有点超前意识。所谓超前意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说穿了,就是在正确分析客观现实、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判断……”
听听!多么精辟独到的见解啊!
别林斯基提出过“当代性”这个概念,认为这是构成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之一“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当代性其实也就是作品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张一弓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准则,他给我们看到了多少时代的“形象和印记”啊!在生活环境和人物心理情绪的描写上,他是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感取信于读者的。
我们采访山乡女司机时,张一弓的情绪非常激动,她们有那样多的欢乐和痛苦、希望和失望、爱和恨、愁和怨、甜的和酸的、苦的和辣的,交织变幻出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强烈撞击着我们的心。在采访中我们才了解到,那位极力阻挡我们接触一位女司机的乡干部,因想占女司机的便宜而遭到严厉拒绝,从此怀恨在心,才编排并散布了许多那位女司机的所谓“风流韵事”。
人们啊!摒弃一切对人的扭曲、损害、误解、嫉妒、麻木和漫不经心吧!让人回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然而,舌头片儿能压死人!唾味星儿可以把人的脸涂脏!谎言重复上三次,就会变成真理。在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的世风下,女司机们也为此流下了多少伤心的泪啊……
张一弓激动了,张一弓坐不住了,他克制不住“最初的冲动”,“春妞儿”的影子时时在他眼前浮动,创作的欲望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再不写,就感到无法平静地生活。于是,他开始酝酿、构思、伏案写作。他没有把他的人物具体的生存欲望和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排斥于艺术视野之外,而是以直率的笔触,敞开了春妞儿那既被金钱的魅力所吸引、又被金钱的鞭子所抽打的矛盾的也是奋进的心境。长期以来,文学被“重义轻利”的儒家虚伪教义所禁锢,人物被放置在摒绝七情六欲的真空中,成为某种道德戒律的苍白容器。“春妞儿”这个有着现实欲念、呼吸着人间烟火的艺术形象的出现,对于文学中积习已久的禁欲主义,无疑是一个小小的反动。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从春妞儿有限的行车时间内的主体意识活动,引发情节的发展,剪裁得当,构思精巧,结构更加开放、洒脱,呈现出了多层叠合的立体化状态。作家把六个女司机的经历、故事集中到了“春妞儿”身上,以“春妞儿”行车途中的意识流动为主线,节奏明快,笔墨集中,飞驰的汽车,流动的意识,跳跃的情节,容涵着强者的坚定的苦涩历史,浸渍着强烈烦恼的变革的现实,勇于开拓追求、奋进不息的当代女强者的生活……我们从中感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看到了当代青年的价值观与精神风貌。作家开头写“春妞儿把她的小戛斯开出杨树坪”,结尾写“两辆形影相随的汽车,消失在大地的皱褶里,留下了新鲜的辙印和欢快的笛声”,前呼后应,交相辉映,读者从“欢快的笛声”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未来。
张一弓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一弓集(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后记》中写道:“毋庸讳言,我是在文学界一些朋友们提倡远‘距离’的时候,硬着头皮对当前社会生活作出‘近距离’反映的。”‘谁叫我干了将近三十年的新闻记者而又冒里冒失地涉足文坛呢?一个记者的天性就是对当前社会生活的关注,并在这种关注中捕捉最新的生活信息。”“谁叫我的悲欢、我的命运、我的追求总是与我生长其中的这个时代和民族血肉相连呢?谁又叫我偏爱巴尔扎克所说的‘从来小说家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而又以此自命呢?作为‘同时代人的秘书’,就必须让我的读者朋友看一看‘同时代人’不断改变着的形象和这个时代的印记,看一看正在深入发展着一场变革的农村生活怎样变革着人们的灵魂,反过来说,也从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梦、所怨所怒、所衰所乐中,看一看我们这个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段空前活跃的时期,分娩一个名叫‘变革’的婴儿的临产的阵痛、临盆的血污以及他们在这阵痛和血污中的追求和憧憬。”“我这样作了,我把打着一场变革的时代印记的张铁近和王腊月、李麦收和白雪花、苏小海和李秀秀(取材于河南汝州寄料街的《山村理发店纪事》里的主人公)、郭亮(取材汝州的《火神》主人公)和春妞儿、宋疤拉和他的伙伴交给读者,而没有等岁月在他们脸上增添新的皱纹。”
在张一弓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我更偏爱“春妞儿”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写得真实、可信,有棱有角、个性鲜明。在这部作品里,作家把春妞儿放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绘了主人公的荣辱升沉、变幻跌宕的遭遇和命运,作家还把她置于生死攸关的尖锐矛盾冲突之中,展现了主人公的完整性格,还通过措纵复杂的人际关系,展现她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她成了一个有着真实感和立体感的艺术形象。
春妞儿是一个具有八十年代青年女性的全新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人形象。作家写得很苦、很累,也很投入。因为他过去“在农村工作的时候,还不曾想象过驾驶汽车的农家姑娘是什么样子,“生活”仓库里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或者是‘有而无多’呢!”他的“春妞儿”完全是那次临汝之行,跟踪“采访”来的。她从“春妞儿”身上看到了新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到了商品生产和流通造就的一个挺不简单的小妞儿,于是,他的大概是属于“多血质”的性格又使他激动不已,决计放下了一个酝酿已久、而又苦于不能进入“最佳竞技状态”的写作素材,立即写一写“春妞儿”,经过艰难地孕育、痛苦地分娩,挥汗如雨地精耕细作,浓墨泼洒的“春妞儿”终于一步一个趔趄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瞧:公鸡才叫了头遍,“她已把小戛斯驶上铺着厚厚一层沥青的‘省级干线公路’”,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向前疾驶着;她要去闯刚刚发生了两起事故的葫芦崖,“她除了会对创业艰难的‘专业户’表示天然的同情之外,万万不会拿她和她的小戛斯去葫芦崖上冒冒风险的,况且,还有一个从未听说过的老虎坪。但是,她要去了,她需要钱!
唉,春妞儿! 精于算计的春妞儿!
向往金钱的春妞儿!
铤而走险的春妞儿!”
作家对他的“春妞儿”有这样一段非常精彩而又细腻的描写:
虽然她那颀长、苗条的身材,由于穿上了一件绿涤良夹克工作服,敞开的大翻领里露出玫瑰紫的高领毛衣,再配上一条毛涤纶蓝色直筒裤,一双墨绿色平绒胶底鞋,显得那样洒脱、素雅而端庄,但是,她那经过“冷烫”的蓬松的刘海,用一条花手帕在脑后束起的卷曲的秀发,却像是故意撩拨男性似的,在微风中不住地颤动。她才二十四岁,椭圆的脸蛋是俊秀的,但她那苍白而困倦的脸色和她眼睛下边的淡淡的青晕,却使她像一个操劳过度或是生活不检点的女人。她跟装卸工开玩笑的时候,晶亮的眸子像猫那样闪动着捉摸不定的光,那种真真假假、满不在乎,却又像随时提防着什么的样子,使二小子很难过。春妞儿已经不是那个挽着裤腿,赶着蚂蚱驴拉的架子车,胆怯地叫卖青菜的春妞儿了。
就是她,全地区司机考核考了个头一名,把苹果皮吐到业务员的脸上,“她开始学会了怎样保卫自己,以牙还牙,以刺儿还刺儿。用机敏对付奸滑,用嘲骂回敬撩拨。”当她的师傅梦呓般地恳求她“当个暗夫妻”时,春妞儿奋力挣脱了柱哥的怀抱,更加恼怒、更加悲伤地说:“俺天生比你们矮半截”?“春妞儿推开车门,跳到昏黑的道路上。”她借了三十八家的账,还贷了五千元的款,跑车八个月,还完了一万元的私人账,可因为顶撞了银行营业所吴主任派来的媒人,人家限她十天内连本带利还清贷款,“她九天没吃够三天的饭,肿着脚脖子来闯葫芦崖……”只待明天一大早,把钱摔到吴主任的脸上,这车就是她的了。她上山送的是煤,下山拉的是山果……这个新时期女青年的新的性格、新的风采、新的思想,新的形象,伴随着欢快的笛声,维妙维肖地突现在读者面前了!
张一弓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文学才能“浪费在工整地描写小叶片与小溪流”(杜勃洛留波夫语)的没出息的作家,他要奉献给同时代人的不是赏心悦目的小摆设,而是属于一个新时代的洪钟大吕。他把来自新时期农村的一股雄风吹向文坛,把农民的抗争与奋进、农民合理而美好的生活愿望表达得异常鲜明和强烈。他目光敏锐,视野开阔,农村生活积累丰厚,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发现与见解。他致力于起伏跌宕、大开大合的情节,喜欢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他的语言半土半洋,常常是叙述人用有点欧化的书面语,笔端常带夸张与诙谐,人物用豫西农村土语,不失乡土气息。正像他自己在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国乡土小说丛书)》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就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所勾勒的生活场景,所表现的风俗民情而言,无疑是属于中原乡土的。但在结构方法、叙述语言、人物心态的刻划上,也吸收了一些外来的技法。我们这块乡土并不拒绝有益于我们的外来的东西,比如最富于乡土味的红薯,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由国外引进,而被我们这块乡土所驯化、所接受了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有许多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哲理性的语言,令人回味、思索、醒悟。这些具有饱满激情的艺术语言,附着于生动的形象,而且往往与情节的进展,人物的心理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起着画龙点睛、深化题旨的作用。如:第三节的结尾这样写道:“是的,这就是那个长条形的苗圃。在那被车轮辗过去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挺直的小杨树。春妞儿正向那儿深情地注视,你好啊,小杨树!请忘记我的过错,也不必担心再发生过去的灾祸。使劲儿长吧,小杨树!”这一段双关的语言,既洋溢着作家深挚的情感,又与春妞儿的思维活动紧紧相扣,同时对情节的进展、主题的开掘也起着层层推进的作用。
幽默感,是《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这部小说语言的又一特色。如:“你们要是吓破了胆,就趁早回家奶孩子去,穿上婆娘们的花布衫儿!,”“春妞儿把苹果皮‘呸’地吐过去,恰好吐在业务员的脸上;业务员揭下脸上的苹果皮,塞到自己嘴里,开始了细细的品味。”有个装煤工要她捎个人儿,说是一路上不叫她冷清,“春妞儿朝那人啐了一口唾沫,‘呸’,等我拉猪的时候捎上你,送你上屠宰场!”“自己一身绿毛羽,倒说别人是妖精!哼,以后再学学翻墙头吧,别叫寡妇家的黑狗咬住脚脖子!”作家把幽默与痛苦、诙谐和严肃、滑稽和正经、俏皮和睿智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寓庄于谐,寓悲于喜,达到了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加强了作品的思想力量。张一弓的生活知识、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厚实广博,加上他在语言上的较高艺术素养,使得他在运用幽默感的语言时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形成了妙趣横生的幽默风格。
张一弓是个多面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能歌善舞,他的歌儿韵律谐美,字字传神,情真意切,清香悠远,拂人心扉。我们在寄料镇采访时,一次前往郭明家途中,路过一个代销店,里边有个青年正在弹琴,他上前仅用几句话就和那小青年“喷”熟了,人家让他也弹一曲,他接过琴,技法娴熟,激情四溢,其声似春风习习,细柳丝丝,白云悠悠,小溪潺潺,令人心神飘荡,如身在云雾之中。可喜的是,他把这些都融人到了自己的作品之中,使人读之余韵无穷。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的大部分语言,特别是人物的语言,都是非常生活化、口语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例如:“伏牛山那牛,抵人狠着哩,小心着!”“俺的命不主贵,你们不走的路才轮上俺走哩……”逮“爬叉”、“戴帽高中”、“粗瓷大碗”、“赶着蚂蚱驴拉的架子车”、“他爹又给他‘说下’了矿上一个营业员”、“俺多亏没跟你……”、“洋柿子”、“闷声不吭地‘巴嗒’着旱烟”、“哼,烧的!”“人家挣那赶脚钱老不容易!”,“‘调教好各自的驴”,“徒弟,徒弟,拱到师傅怀里”,“我和你厮跟上”,“又被老子推搡着,挤出了人群。”“酸汤面叶儿”、“油清(音qing)住了”、“人不亲行(念hang)亲”、“小母鸡也想学打鸣儿,‘咯儿咯儿——呃!”这样的语言纯粹是我们家乡豫西农民的语言,我们读着它,既形象、生活,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又亲切、实在、自然,乡音绕耳,乡情难忘啊!
他还注意引用当地流行的民歌、谚语,如“桃花开,杏花败,李子骨朵跟上来……”“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桃三杏四李五年,枣树栽上就赚钱!”这些语言,琅琅上口,清新生动,用以表达人物的思想、情趣和见识,刻划人物的性格,常有触手成春之妙,而且也使我们感到一股浓郁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他的语言犹如散文诗,优美、抒情,诗意浓郁,余味无穷。如:“春妞儿却抱着一棵小桃树,浑身瘫软地滑溜着,歪坐在湿漉漉的草上上。……桃花瓣儿落在她的脸上,好像在提醒她,你这是咋啦?她矫饰地捡起了那片花瓣儿,在舌尖上湿了湿,沾在嘴唇上,好像她歪坐下来就是为了这片鲜嫩的花瓣儿。……”结尾有这样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在柿树后边的山洼里,春风从桃园掠过,摇落了满树桃花,搅乱了一个古老山洼里的粉红色的梦境,而在夏季的枝头将会结满肥硕的果实。”在作家笔下,那“呼啸而来的山风”、“棉絮般的不住翻腾的云缕”、“伏牛山的群峰如同从云海里伸出头来的牛群”,那闪动着粼粼波光的小溪流、粉红的云霞、明丽的阳光、那小桥、那流水、那飞鸟、那森林、那深谷……作家正是大胆地、集中地采用了电影化的语汇和句法,使全篇跌宕回旋,错落有致,形成了一种五彩缤纷、摇曳多姿的语言的形式美。
张一弓的“春妞儿”却占用了大量“采访”来的细节,写得更直观,有厚度,有深度,思想性强。这很可能是张一弓采访的时间长、深入,女司机动了真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而叶文玲到场时,可能是出于“同性相排斥”的缘故,女司机们反而“闭口不谈”了,使她没有挖出“更深层次”的“第一手资料”,再加上第二天临汝县委又派来了专车和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小分队,前呼后拥,他们也失去了“自由”,“春妞儿”们也只好在众人面前说几句客套话,打几句“官腔”了事。我认为,《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是张一弓写得最成功最富于创新的一部作品,“春妞儿”是一个当代女性强者的全新的艺术形象,这是张一弓文学生涯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作品到此为止达到了新的高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包括《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发表和获奖前后,他又写的《死恋》、《都市里的野美人》、《死吻》、《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都市里的牧羊人》、《挂匾》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都没有达到“春妞儿”的艺术和思想高度。《死恋》、《都市里的野美人》强调了作品的可读性,忽略了作品的思想性。
张一弓老师的作品有“大江东去”的豪放气势,《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一头扎到最基层,打入“采访对象心脏”的结果。他后来又担任了《热风》主编,上级不给一个编制,不拨一分钱的经费,组稿、编稿、审稿、发行,忙得不亦乐乎,还要为作协筹集活动经费,更没时间搞创作了。他的电脑打字机也只有等有朝一日,再敲打纯文学的优美音符和旋律了。
他的“春妞儿”为什么能够成功呢?主要是他一下乡就主张不惊动县、乡领导,不坐小车骑自行车,不吃酒席而吃自己排队从大食堂买来的家常饭,没有名人架子,住一天8角人民币的便宜房子换来的。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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