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边疆哨卡、都市乡村，甚至美国的华人协会也纷纷来鸿，盛赞《乡音》。我也因此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还被洛阳地委宣传部请到地委大楼去作报告。当时主持工作的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士信同志也对《乡音》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与支持，亲自写信祝贺。办《乡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啊!生活，这是个无底的海啊!我受它的累，也受它的福，它让你爱，让你痛苦，也让你幸福。我饱尝了这种又苦又甜的滋味。为了让母亲支持我的事业，我把我打工挣来的45元钱，以一家杂志社的名义，在汇款单上注明“稿费”字样，从临汝县城汇出，当然收款人写的仍是我自己的名字；而恰在此时，母亲也收到了《山西日报》给我汇来的6元稿费，那是1979年12月11日《山西日报》刊登我的文学评论《喜闻“土豆”泥香味》一文的稿酬。

他刚下楼，人家服务员就拿着票本让我交2元的住宿费。可我手无分文，只好说时间还早，急着回去有事，不住这一夜了。步行来到龙门，天色已晚，只好扒上了一辆拐弯时因会车而减速的大货车。谁知到了白沙街，人家的车拐弯往街里开去，我慌忙往下跳，结果一头栽倒在了路中间，头破血流，一下子昏死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用手掐掐胳膊，还有知觉，便知道自己还没有死。

稿子寄出后，全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有的人骂我“神经蛋”、“溜光皮”，说我是“做梦娶媳妇儿——想得美!”更有人还当着我的面恶毒攻击说：“就指望你这个神经蛋，还想当作家?哼!怕一辈子连个老婆也混不上，趁早死了这条心吧!”一些当初曾经支持过我的老师和朋友，看到我投了四、五年的稿，还没有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过一篇，也对我丧失了信心，认为我“不是这块料”、“不务正业”等等。

老母亲批评我也不知是存心喂蚊子，还是打摆子要发汗；逢年过节，别人都去看电影、看戏，我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写作。那时候，我正当年少，写作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平时不管走到哪里，随身总带着自己用别人用过的废纸装钉的小本子，把一些好的群众语言记录下来，有时听到一些趣闻轶事或看到一些好的细节，就赶紧写在小本上。

我的家乡虽穷却很美，她古称鳌头，现名关庙，在汝阳、伊川、汝州3个县(市)交界处。她三面环山，抱玉河、鲁沟河在村子正中的老鳖头汇流后，挽小溪，卷流泉，和汝河拥抱，与淮河亲吻着奔腾入海。村北是挺拔俊秀的抱玉山，村东有松青柏翠的白云山，村西有巍峨雄壮的娘娘山，这里风景绮丽，秀色可餐。

我那白发苍苍的爷爷也从山北赶了回来。老人家捶胸顿足，失声痛哭：“儿娃!老天爷太不公道了，我还没有死，咋会轮着你哪!老天爷呀!你咋不睁睁眼，让我替儿去死啊!如今，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惭啊!呜呜……”爷爷泣不成声，哭昏了过去。